1965年7月20日，北京机场异常热闹，原因十分简单：李宗仁回国了。

为了迎接这位久别祖国的老将，周总理特意筹划了一场隆重的欢迎仪式。李宗仁刚一踏出机场，就看见前来迎接的队伍超过百人，既有我军的多位将领，也有众多民主人士和当年参加国军起义的将领。

这样的盛情厚意，无疑令李宗仁内心激动不已。回想两天前，他还觉得自己能够返回祖国简直不可思议。他曾对秘书感叹道：“十六年前我离开广州时，万万没想到还能回来！”

确实，不只是十六年前的李宗仁难以想象自己会归来，现场不少起义将领也深感惊讶。毕竟1949年，当他因划江而治失败，被迫匆忙离开祖国时，心情是那样沉重而决绝。

这次李宗仁能够归来，背后凝聚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多方努力。周总理甚至向他承诺了“四可”：

第一，允许他回国定居；

第二，回国后仍可再赴美国；

第三，可以先在欧洲逗留一段时间，之后再定居去向；

第四，回国后若想出国，还能随时再回来。

这“四可”的承诺极大地释放了李宗仁的心结，也为他安定下来提供了保障，于是才有了这天北京机场的热闹场面。

在人群注视下，李宗仁身穿西装，精神焕发，挽着妻子郭德洁的手缓步前行。忽然，他在人群中瞥见一个熟悉的身影，还未反应过来，那人已快步迎上前，笑着问：“不认识我了？”

原来是他的老战友张云逸。

张云逸比李宗仁只小一岁，如今也已73岁。十年前，他曾在人民大会堂被授予开国大将军衔。

显然，张云逸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周总理的精心安排。对此，李宗仁心知肚明。两人之间的复杂情感纠葛不少，而张云逸本人最初也并不愿意前来接机。

作为1955年被授予开国大将称号的将军之一，张云逸身上有着传奇色彩。军界普遍认可他的“三高”：高德望、高智慧、高威望。

新中国成立后，德高望重的张云逸一直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特别关怀。

1965年7月中旬，正在家中休养的张云逸突然接到中央办公厅的电话，通知他周总理约见。

听到周总理的名字，张云逸立刻开始准备。电话中虽然未透露具体事情，但从语气判断，这次见面非常紧急，耽误不得。

不久，他准时出现在中南海西花厅。许久未见的周总理紧握着张云逸的手，满脸亲切。周总理比张云逸年轻六岁，见面第一句话便是：“胜之兄，我们好久没见了，最近身体还好吧？”

张云逸笑着回答：“我很好，不过您看起来瘦了许多！”

周总理轻轻一笑，连续几天的繁重工作确实让他难得好好休息。两人边走边聊，进入总理办公室。待张云逸坐下后，周总理正式说明来意：

李宗仁即将回国，中央希望张云逸能作为主要代表之一，去机场迎接他。

初听此事，张云逸心中颇感惊讶：一方面，他不明白为何“消失”多年的李宗仁会突然决定回来；另一方面，两人曾多年征战沙场，感情复杂，他并不愿意见到这位旧敌。

尽管心存不情愿，张云逸最终还是答应了这一任务。除了作为老革命家的大局观，关键还因为这项任务是由周恩来亲自下达。

张云逸的戎马生涯中，许多重要时刻都与周恩来密切相关。这里简述两件代表性的往事：一是周恩来安排陈赓救他，一是张云逸保护周恩来。

先说周恩来安排陈赓救他。

1928年夏，年轻的张云逸正在上海活动。经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上海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上级命令他迅速前往广西从事兵运工作。

张云逸立即订好船票，回住所收拾行李准备出发。然而就在临行前夕，四名警察突然闯入，将他按住。张云逸假扮商人，自信未被识破，问他们的目的。警察却指控他贩毒，还将一些“毒品”放进他的皮箱以陷害他。

面对敌人的有备而来，张云逸知道抵赖无用，只得跟随他们离开。出门后，他遇到另一伙警察头目。那头目问：“抓的什么人？”押送的警察说：“一个贩毒犯。”

张云逸试图喊冤，未说几句便被塞住嘴巴，还挨了一记巴掌，现场顿时安静。警察头目命令：“快去执行任务，别看热闹！”

张云逸被蒙上头套押上警车，车子开到偏僻宅院才将头套取下。忽然，他听到熟悉声音：“怎么还绑着？”一看，竟是周恩来。再仔细辨认，警察头目正是陈赓扮演的。

想起刚才那耳光，张云逸调侃陈赓：“你真会演苦肉计，不怕我找你算账？”陈赓无奈解释这是必要之计，否则没人会相信他们。

这次事件极为危险，如果没有周恩来巧妙策划和陈赓的机智应对，后果不堪设想。此后，张云逸对两位战友心怀感激。

再说张云逸保护周恩来。

1937年，周恩来奉命从延安前往西安商谈国共合作，张云逸则途经西安赴香港处理统一战线事务。两人同行同坐一辆卡车。

车子行至延安与甘泉交界的劳山山坳时遭遇伏击。经验丰富的张云逸立刻判断遭遇埋伏，立即协助周恩来指挥战斗。

他一边射击，一边指挥警卫陈友才掩护周恩来撤退。敌军约两百人，我军仅二十余人。关键时刻，张云逸喊道：“周副主席，你们先走，我来掩护！”

周恩来坚持分头撤离，躲入丛林。经过激烈搏斗，最后仅剩周恩来、张云逸和孔石泉三人幸存，陈友才等警卫英勇牺牲。

事后，周恩来特意与张云逸、孔石泉合影，并在照片背面题词“劳山遇险，仅剩三人”。张云逸曾对周恩来说：“您若有闪失，我这老警卫员就是千古罪人！”

这两件事，使得张云逸与周恩来不仅是战友，更是“难友”。在烽火岁月中，张云逸长期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工作。

建国后，张云逸常对子女说：“当年在武汉，我和周恩来常常在路边的小摊子上吃锅贴。”每次回忆，他脸上总带笑容。

正因如此，周总理让张云逸去接李宗仁，无论出于大局考虑，还是个人情谊，他都必定接受。

周总理做事自有其深意。他此次请身在北京养病的张云逸出山，主要原因是：张云逸和李宗仁是老相识。

两人之间的关系，既是战壕中并肩作战的战友，也曾在战场上成为对手。

先说他们共同守望的岁月。

张云逸是广东文昌人，16岁时考入广东陆军小学堂。不久便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填志愿书时，还用指尖滴血作誓。

李宗仁来自广西桂林，考入广西陆军小学堂。正是在张云逸加入同盟会的第二年，1910年10月，李宗仁也加入同盟会。

两人都是同盟会成员，共同参加过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后又同赴北伐，成为战场上的并肩作战者。因均受正规军事教育，两人都是那个年代国军中最有前途的军官。

后来虽然路线不同，但在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期间，两人在抗日战场上仍有不错配合。

1938年台儿庄战役中，得知李宗仁前线形势紧张，张云逸立即率部在津浦铁路南段袭击日军，冒巨大风险为李宗仁提供战略支援，这一事实李宗仁无法否认。

但同时，张云逸和李宗仁也是多年敌对的仇人。

抗战相持阶段，桂系听蒋介石指挥，积极反共。李宗仁多次与张云逸部队交战，甚至对其家属也无情打压。

1940年，张云逸的妻子携子前来相见，不料途中被桂系扣押。反动派甚至用家人生命威胁张云逸，希望他停止前线反共作战。

张云逸坚决不屈，公开声讨蒋介石和李宗仁的无耻行径，继续指挥前线作战。最终，周恩来亲自周旋，妻儿获救，但当时已被扣押半年多。护送家人的部下也遭杀害，令张云逸痛心。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解放战争期间，张云逸攻势凶猛。1949年12月广西全境解放，桂系残匪最终被剿灭。

本来，如果1965年李宗仁不回国，几十年恩怨基本画上句号。但此次李宗仁归来，明显对国家统一极具积极意义，张云逸自然不会为难他。

但这并不代表李宗仁内心坦然。归国后，他忙于拜访旧部和起义将领，看到新中国的巨变，愈发觉得归来是明智之举，同时对过去行为心存愧疚。

某日，他主动提出无论如何要拜访张云逸大将，向统战部同志说：“我们相识近六十年，我非常想见他！”

统战部认为，此次会面正是化解多年恩怨的良机，便安排李宗仁前往张云逸寓所——北京南池子大街18号。

当然，工作人员事先也通知了张云逸。得知消息，张云逸做了周全安排：家人全部外出，只留下秘书、参谋和必需的服务员。

这些家人包括儿子，也包括当年被桂系扣押的妻子韩碧。韩碧被扣押期间坚贞不屈，获释后见丈夫泪流满面。建国后，她被安排在广西保育院和总参管理局工作。

张云逸让家人离开，既为谈话保密，也给李宗仁减轻压力。安排妥当后，李宗仁的车驶进张家院子，张云逸早早在门前迎接。

李宗仁此次还带了秘书程思远等人。众人落座后，张云逸让服务员端上茶点，热情招待。

谈话中，李宗仁忽然站起身，向张云逸深深一躬，说道：“胜之兄，过去的事，实在对不起你！”

李宗仁的歉意让在场人员颇为惊讶。张云逸则以宽宏大量回应，提出三点看法：

第一，新的时代已经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