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人熟知“康乾盛世”，普遍将其视为中国古代王朝的最后一个鼎盛时期。然而，事实上，无论是康熙还是乾隆，在国家治理和政务管理方面都存在不少不足和问题。

康熙皇帝的早期执政颇具作为，他成功开拓疆域，平定了三藩之乱，收复了台湾等重要地区。但随着时间推移，康熙晚年渐显“老人政治”的弊端，朝政逐渐腐败萎靡，国库日益空虚，官场腐败风行，社会矛盾变得愈发尖锐和复杂，国家面临诸多内忧外患。

相比之下，乾隆皇帝更显好大喜功之态，虽然文治武功未必及康熙，且自诩“十全老人”，但其实其所取得的诸多成就多耗费了大量国库资源，反而加重了清帝国的财政负担，使得帝国的危机日益加深。

在康熙与乾隆之间的雍正皇帝，历代学者多给予较高评价。尽管雍正的统治仅仅持续了短短13年，远不及康熙和乾隆的长期执政，但他在各方面推行的改革，实际上为清朝专制体制奠定了坚实基础。

于是，我们不禁好奇，雍正帝是如何巧妙运用其皇权手腕与政治智慧，削弱康熙时代残留的元老势力？又是通过哪些具体改革来强化皇权专制，巩固统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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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雍正即位时所面临的困境

清朝入关后，沿袭了明朝的很多制度，同时保留了许多游牧民族特有的官僚体制。其中，最为关键的是“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

所谓“议政王大臣会议”，是指以诸多王公大臣和八旗旗主组成的议政王集体，与皇帝共同商议朝政大事，并且实际掌管六部之事。这种制度使得皇帝的权力被严重制约，权力分散在诸多满族贵族手中，极大地妨碍了皇权的集中和专制。

因此，自顺治皇帝起，历代清朝皇帝便绞尽脑汁试图平衡和削弱这一制度对皇权的掣肘。顺治时期开创了直属于皇帝的内阁制度，目的就是压制议政王的权力。

康熙初期，军权依旧掌握在满族议政王手中。康熙亲政后，首先着手剥夺鳌拜的权力，设立南书房专门起草诏令，以此方式逐步削弱议政王的实际影响。

然而康熙的努力未能彻底根除这种权力制衡，直到雍正继位时，朝廷仍是“满臣掌握重权，汉人六部九卿不过执行文书而已”（《啸亭杂录》）。由此可见，满族大臣和议政王的权力依然是皇帝直接统治的重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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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康熙晚期的“老人政治”弊端

所谓“老人政治”，即统治者年事已高，放纵旧臣，致使吏治腐败，国家政治逐渐衰败。

康熙晚年，贪污腐败蔓延至中央和地方，几乎没有官员能够幸免。根据《清实录》记载，康熙四十九年至五十八年间（1710-1719），仅十年时间内，发生了多达三十起重大贪污案，涉案金额往往高达数十万两白银。许多地方官员上任后不思改善财政，只顾自己敛财，任由地方财政陷入困境，留给后继者无尽烂摊子。

据《清史稿》记载，当时的两江总督噶礼单次贪腐金额就高达四十余万两。

经过多年积累，雍正即位时，中央国库亏空达数百万两，地方财政亏欠动辄数十万（《清史稿》）。表面上看似强盛的帝国，实则早已千疮百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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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设立军机处与皇权集中

面对康熙时代遗留的满族重臣和议政王分权问题，雍正并未急于全面开战，而是选择暂时隐忍，等待最佳时机。

1729年（雍正七年），清军在西北与准噶尔爆发战争，雍正把握机会，以战事紧急为由，在隆宗门附近设立了军机处，靠近宫廷，便于皇帝直接下达命令（《檐曝杂记》）。

这一举措堪称高明，以战争作为借口，设立了一个临时的军事决策机构，使得满族元老无从反对，也难以阻挡权力被集中。

军机处权力极大，取代了过去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内阁在军事事务上的作用。所有军事命令和行动均由军机处统一发出（《枢垣纪略》），实现了皇帝对军权的直接控制，并大大提升了行政效率。

从此，议政王大臣成为名义上的空架子，军机处的军机大臣负责起草重要文书，皇帝批准，内阁则沦为橡皮图章，只处理日常琐事。由此，军机处实质上成为雍正集权的关键工具。

此外，军机处的内部设置也极为巧妙。军机处不是正式官府，只租用了几间简陋屋舍办公，远无官府的气派，仿佛提醒军机处人员“你们只是朕的工具，而非国家官僚”。

军机处首脑称为军机大臣，但这不是正式官职，只是兼任头衔。军机大臣的官品依其本职而定，与军机处身份无关，防止权力长期积累威胁皇权。

例如受雍正信任的张廷玉，长期在军机处任职，但“门无竿牍，馈礼百金者辄却之”，即严格控制私交与受贿，体现了雍正对权力使用的严密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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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打一杆子给甜枣”的反腐策略

雍正整顿贪腐，手段既严厉又灵活，充分体现了“打一杆子给甜枣”的治政智慧。

一方面，他大力惩治腐败分子。雍正元年内，多位地方官员因贪腐被革职查办，如湖广布政使张圣弼、粮储道许大完、湖南安察使张安世等十余人，迅速改善了财政状况。以河南为例，雍正二年便清除了多年积欠，至雍正十年，河南已实现财政盈余70多万两（《大清会典》）。

另一方面，雍正在中央设立了“会考府”，专门审查各部和地方的财务，类似现代的纪委和审计署。借此遏制官场欺瞒行为。会考府查出户部亏空250万两，历任高官被追责，体现了雍正强大的反腐决心。

同时，雍正也理解官员生活的现实压力。现代学者指出，清代官员的正式俸禄远不能满足其家庭开销、幕僚雇佣及官场交际等费用。

因此，雍正实行“养廉银”制度，将历来官员通过“耗羡银”非法增收的银两统一收归国有，再按官员品级合理分配。

“耗羡银”原是地方官府在税收中偷偷加收的各种费用，数量巨大，甚至达到官方赋税的数倍，使百姓苦不堪言。

雍正将这种陋规纳入正轨，废除乱收费制度，统一分配养廉银，既断绝了非法收入渠道，也保障了官员合理的经济利益。

例如，正二品的总督，其养廉银达到两万两，远超其正式俸禄（约155两），显示出雍正对官员经济需求的充分考虑。

这一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官员的生计压力，也约束了地方政府的随意盘剥行为，减轻了百姓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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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年轻即位，充满锐气，面对康熙晚年遗留的财政和政治烂摊子，他迎难而上，凭借高超的政治谋略巩固了中央集权，化解了财政危机。

在政治领域，他借助西北战事，一举夺回议政王大臣和南书房的参政权，将大权牢牢掌握于一身，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皇权专制。同时，通过军机处的灵活设制，有效防止军机大臣权力膨胀，彰显了其卓越的政治智慧。

在经济上，雍正采取了强硬与柔和兼备的策略：一方面严惩贪腐，另一方面推行养廉银，安抚官员，形成一套高效而稳定的财政管理体系，堪称帝王权术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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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张韵. 军机处的设立与中央集权[J]. 东方企业文化, 2011(24):91

2. 奇文瑛. 论雍正时期军机处的设置与历史作用[J]. 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 2003(03):1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