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2月12日，清朝在隆裕太后的名义下颁布了退位诏书，清朝自此宣告灭亡。令人唏嘘的是，慈禧太后去世才不过三年，谁也没料到，曾经那个气吞万里如日中天的大清朝竟在短短几年内走向了终结。

若慈禧太后依然活着，她或许也不会预料到清朝会如此迅速的灭亡。尽管清朝已然积重难返，内忧外患重重，但在慈禧的执政时期，她依然为国家的未来提出了一条能为朝廷续命的道路——那便是立宪。

若清朝真的实施立宪，虽然无法保证一定不灭，但至少能延续国运。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慈禧太后委任的摄政王载沣实在是一个不靠谱的人物。他不仅未能准确判断国内外的复杂局势，也未能意识到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再加上他年轻气盛，结果把唯一的自救机会给彻底错失了。那么，载沣究竟是如何错失良机的呢？这还得从慈禧太后的立宪计划谈起。

庚子事变后，清朝的统治陷入了低谷。为挽回国家命运，国内出现了两股主要的声音——革命派和立宪派。革命派认为，清朝已经无可救药，唯有将其推翻，彻底重建国家，才能应对列强压迫和国内动乱，这是一条激进的道路。而立宪派则认为，推翻清朝的风险极高，且未必能带来理想的结果，倒不如在清朝基础上进行一场“大手术”，效仿西方国家进行宪政改革，这或许能解决当前的危局。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慈禧太后深感自己已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最终选择了立宪。其实，在当时的她并不喜欢这个选择。如果清朝被革命推翻，不仅是权力难保，甚至连生命也难保；而立宪，则意味着皇族可能会失去部分权力。然而，立宪在某种程度上比革命要温和许多，而且操作空间相对更大。至少，立宪可以保住清朝的祖宗社稷。

当慈禧确定立宪的方针后，清朝的内部矛盾开始有所缓解，南方的各省督抚也逐渐表示支持。于是，1905年，慈禧派遣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等五位大臣，前往西方国家考察，重点考察德国、英国和日本的宪政模式。五大臣于1906年回国后，载泽给慈禧上了一道密折，详细列举了立宪的三大好处：首先是可以保障皇位的永固；其次是逐步缓解外患；最后则是可以平息内乱。

慈禧太后听后开始对立宪产生浓厚兴趣，认为这不仅能够保住皇族的地位，也能满足变革的需求。然而，立宪也意味着满清皇族的统治将受到很大削弱，而慈禧太后始终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力。她心中犹豫重重，虽然表面上同意立宪，但她却极力避免完全放权。

1906年7月，立宪派的压力加大，慈禧在上谕中宣布“仿行宪政”，但她特别强调，国家大权仍需掌握在朝廷手中，且决策权仍归朝廷所有。这一表态迅速引发了立宪派的强烈不满，他们认为慈禧此举不过是打着立宪的旗号，实则是在继续维护专制统治。为平息立宪派的怒火，慈禧解释道，立宪的具体细节尚未确定，且百姓对此还不甚了解，为避免社会动乱，暂时保留皇权。

但慈禧并未明确给出实施立宪的时间表，只是表示立宪事宜“商议中”。这一表态导致了立宪派的愤怒，许多地方督抚和中央官员纷纷表示强烈反对，要求尽快召开国会、落实立宪政策。慈禧太后在压力之下，决定在1908年8月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提出以九年为期的预备立宪，但这一延后时间显然是为了拖延。立宪派反应迅速，强烈反对这种拖延，立宪的呼声愈发高涨。

随着立宪运动的推进，慈禧太后开始设法从立宪中争取更多的皇权，她希望通过在宪政中保有实权，来维护皇族的主导地位。然而，她未能看到形势的变化，最终也未能完成立宪。就在慈禧去世前，溥仪被立为帝，载沣则继续担任摄政王，她希望载沣能够完成她未竟的立宪事业。

然而，载沣并非慈禧想象中的那个温顺、顺从的人。尽管他在慈禧眼中是个性格软弱的皇族成员，但实际上，载沣心中有着不少自己的打算。早在慈禧太后在世时，他曾作为全权大使赴德道歉，顺便游历了欧洲，对西方的政治制度有了较为深刻的了解。回国后，载沣在清朝的政坛上积累了相当的经验，并清楚地意识到，立宪派其实并不是真心希望清朝继续存在，他们的目标是削弱皇权、架空皇族，最终控制政权。

载沣虽然不是皇帝，但他的地位几乎等同于皇帝。他深知，一旦实行立宪，自己甚至连皇帝的位置都未必能保住。因此，载沣根本没有心思去实施真正的宪政。他信心满满地认为，通过加强皇权，完全可以遏制住立宪派和革命派的联合威胁。

载沣的政治改革主题非常明确，那就是大力强化皇权。他将权力集中的军队、严密的禁卫军和海军部，以及控制新军等一系列改革举措一一推出，试图通过军力来扭转乾坤。但他根本没有意识到，清朝早已风雨飘摇，立宪派和革命派已经在各自的阵地上盘踞，哪怕他加强皇权，也无法改变朝廷已失去控制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