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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山东列国之间的合纵与连横策略中，秦国运用“连横”成功打破了“合纵”局面。但这一战略原则如何与军事活动结合，其实并非简单之事。正如“远交近攻，秦卒用此术破诸侯，并天下”所言，范睢的战略主张在今天可谓备受推崇。然而，我们不可忽视的是，这一战略已在秦昭王三十六年之前便开始使用，早在昭王时期，秦国就频频困扰三晋，向外拓展，不是范睢所独创。

事实上，秦国的“远交近攻”并非唯一策略。除了这一战术，秦国还有“近交远攻”的巧妙运用，这两者根据时机与环境交替使用，达到前所未有的效果。司马错与张仪的辩论就是一个经典例子。司马错建议攻击蜀国，而张仪则主张攻韩。最终，秦惠王采纳了司马错的建议，发兵攻蜀，并在十个月内顺利占领蜀地，进一步巩固了秦国的国力。蜀国的占领，反而让秦国变得更强大，而这种远攻策略的成功，甚至超过了近攻。

接下来，我们来看五国联合攻齐的历史事件。虽然这场联合行动并非秦国所发起，但秦国却巧妙地抓住了时机，积极推动战争进程。当时，燕国提出可以联合赵国、秦国、三晋共伐齐国，而秦国立即投入其中，并派尉斯离带领军队与三晋、燕国联合进攻齐国。最终，齐国在长时间的战争后元气大伤，尽管田单曾短暂恢复齐地，但从此再未恢复昔日的强盛。

对于这一联合攻齐的战略，范睢的“远交近攻”理论似乎与历史事实不符。但事实上，这一行动对秦国的统一事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秦国的战略并不局限于一地的得失，而是基于更大的战略目标进行部署。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秦国灵活应对，不断借助山东列国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巧妙地“远交近攻”和“近交远攻”并行，确保了自己在这场战争中的优势。

如同司马光所言：“三晋者，齐、楚之藩蔽；齐、楚者，三晋之根柢。”从这一角度来看，秦国的战略目标正是消除这些藩蔽，摧毁敌人的根基。通过对六国之间矛盾的巧妙利用，秦国在军事与外交上都取得了巨大胜利。

而当山东六国陷入争斗时，秦国总是不失时机地加以推动，时而支持其中一方，时而制造新的冲突，从中渔利。无论是直接进攻，还是间接扶持，都能帮助秦国占据有利位置。以秦惠文王时期为例，秦国帮助韩国击败了楚国，支持魏国攻燕等，显示了秦国在外交与军事上的高明手段。

此外，秦国不仅擅长利用外交和战争手段，还特别注重军事功绩的考核，尤其是斩敌首的数量。通过《商君书》和《韩非子》中的法律条文可知，秦国对斩首数目有着严格的规定。比如，小部队作战中的斩首数要求达到一定标准，而大规模战斗的斩首标准更高。对于指挥官，斩敌首的数量直接决定了他们的军功与升迁，甚至影响到经济利益和爵位的授予。

秦国这种重视斩首的制度，可以看作是其独特的战争理念。它不仅鼓励士兵提高战斗力，也强化了士兵与指挥官之间的责任和激励机制。与其他国家的奖励制度相比，秦国显然更加注重实际的战斗成果，并通过高强度的奖励与惩罚机制促进军队作战效率。

秦国在战略上的高明之处，还在于它的“暂时放弃”策略。在某些战斗中，秦国故意归还已占领的土地，待时而动，再次进攻。这种做法虽然看似让敌人松懈，但实际上是为了更好地分化敌对势力、消耗敌人实力，从而为最终的统一创造条件。

这种“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策略，体现了秦国军事战略的深远眼光。与之相比，山东六国则因为各自利益的差异而陷入了不断的冲突之中，最终无法形成合力抵御秦国的强大压力。随着战争的推进，秦国逐渐占据优势，最终取得了统一天下的胜利。

从整体而言，七国之争是一个充满变数的复杂局面，秦国通过巧妙的外交手段和高效的军事策略，在一系列战争中不断积累实力。它不仅在军事上击败了敌人，更在战略层面做到了高屋建瓴。通过分析秦国的策略，我们可以看到其一以贯之的远见和深思熟虑的布局。

秦始皇最终完成统一大业，的确离不开这些早期的战略布局。从公元前318年魏赵韩楚燕联合攻秦失败，到公元前247年魏信陵君的五国联军攻秦失败，秦国的胜利并非偶然，而是通过长期的战略策划和巧妙的实施，最终一举统一了六国，建立了大秦帝国。

历史的长河中，秦国的战略思想和实践为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启示。正如鲁仲连所言，秦国虽然以战争和斩首为主，但正是这种以“歼灭敌军”为目标的战略，最终为中华的统一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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