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2月初，康生的病情已经到了极为危急的阶段。他深知自己时日无多，便忍着剧痛，主动找到周总理，向他揭发了四名同僚的种种“历史问题”。

康生这么做，是为了党和国家的长远发展吗？当然不是。实际上，康生一向是党内一个典型的投机分子。他从来不吝惜为自己争取权力和地位的手段，而在他意识到自己时日无多时，这一次的“揭发”显然与他自私的动机密切相关。康生之所以选择在临终前揭发这四个人，是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这四个在党内并不受欢迎的人在毛主席去世后，肯定会面临清算。因此，他选择抢先出手，企图借此为自己赢得一份在历史中的“好名声”。而他未必真心关心国家的未来，只是想为自己在临终前留下些许“功绩”。

然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那场历史上备受诟病的运动，康生身为“两个集团”的主谋，肆意践踏正义，伤害了无数人。单凭他临终前的“揭发”，是无法抹去他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的。因此，在运动结束后，很多曾经受害的人纷纷站出来揭发康生的罪行。最终，1980年，中央作出了决定：开除康生的党籍，撤销他为其所写的《悼词》，并向全党公开他的罪行，甚至将他的骨灰移出了八宝山。

1981年的某一天，王光美前往中央干部宿舍楼，找到康生的遗孀曹轶欧，通知她，康生已被开除党籍，按照规定，作为中央委员的她也失去了相应的资格，不能继续居住在这里，必须立刻搬走。没想到，曹轶欧反应极为强硬，坚称自己为革命做出过贡献，搬不搬是中央的事，王光美无权这样命令她。

那么，曹轶欧到底做了什么贡献，才让她敢如此固执？王光美为何要把她赶走呢？这就不得不提到曹轶欧与康生的关系。

曹轶欧，1903年出生于北京，1926年加入共产党，并被派往上海工作。当时，她嫁给了沪西区委书记李应臣。后来，康生也被派到上海担任闸北区委书记，与李应臣是老乡，并且关系很好。某次，李应臣因工作需要外出筹款，将妻子曹轶欧托付给康生照顾。然而，意外发生了，康生与曹轶欧渐渐产生了感情，两人迅速发生了不正当关系。需要指出的是，康生当时已经有家庭，有妻子和孩子，然而依旧做出了极为不道德的举动。这个丑闻很快传到了李应臣耳中，他无比悔恨自己把妻子托付给康生，感到无颜回到上海，于是愤怒之下加入了国民党。

而康生与曹轶欧，非但没有感到羞愧，反而借此机会大肆宣扬李应臣的叛变，他们将自己塑造成了“革命伴侣”。这两个人的所作所为令人不齿，他们走到一起后，成了“同仇敌忾”的一对，不仅在延安整风时期制造了无数冤假错案，而且康生是“行动派”，而曹轶欧则是背后的“智囊”，两人合力害死了无数老革命，其中包括刘少奇。即便是王光美也遭受了长达12年的牢狱之灾。

直到1980年，康生的罪行被彻底清算，1981年，曹轶欧也被撤销了所有职务。按照当时的规章制度，既然曹轶欧被撤职，就不能继续住在中央干部宿舍楼，于是王光美按照规定去通知她搬离。

然而，曹轶欧的态度极其坚决，拒绝搬走，并四处找人说情。中央考虑到她曾经在革命年代做过一些贡献，又因康生已去世，因此出于人性化的考虑，最终未再追究她的责任。

但曹轶欧心中始终有愧，这些年她过得异常艰辛，时常说自己好像遇到了“鬼”。最终，她于1989年去世，享年86岁。

（参考资料：《康生传》《文史参考》《快乐老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