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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五老”是指抗战时期,党内五位年龄较大、资历较深的老同志。虽然这五位老同志并非我党最杰出的军事家或政工工作者,但他们在其他领域做出了巨大贡献,尤其是在文化教育、组织宣传和后方安抚等方面的工作。
尽管这些老同志的年龄较大,但他们在革命战争时期积极投身革命事业,且每个人都心怀一颗炙热的革命之心。即便在新中国成立后,延安五老也依然为国家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徐特立,五老之一,湖南善化(今长沙县江背镇)人,原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教育家和革命家。他参与过辛亥革命,并且曾是伟人的老师。1927年,50岁的徐特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了历史上著名的南昌起义。1928年,他应组织安排赴苏联学习,并于1930年返回中国继续从事革命工作。虽然年纪较大,但徐特立承担了苏区的教育工作,曾任苏维埃政权教育部部长。他创办了列宁小学,帮助苏区的孩子们接受教育,而且这些学校的学习一律免费。
抗战期间,徐特立担任了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他又负责了革命队伍中的宣传工作,任副部长一职。1949年,已经72岁的徐特立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并在开国大典上见证了这一历史性时刻。新中国成立后,徐特立依然继续在宣传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直到1968年11月28日因病逝世,享年91岁。
林伯渠,延安五老中的第二位,党员身份较老,早在1903年便投身革命,加入了同盟会,支持中山先生的反清反帝事业。1921年1月,林伯渠经李大钊和陈独秀介绍,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上海党小组的创始人之一,足见他是资历深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林伯渠负责了苏区的经济和财政工作,为工农红军筹集军饷,堪称一位杰出的后方工作者。建国后,他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并于1956年晋升为政治局委员,地位达到副国级。1960年5月29日,林伯渠因病去世,享年74岁。
吴玉章,延安五老的第三位,四川荣县人,是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大学者和教育家。1925年,吴玉章投身革命,担任红军教育工作,创办了多所教育机构,为我党培养了大量的政工干部。新中国成立后,吴玉章继续负责国家的教育事业,担任人民大学的第一任校长,为中国人民大学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66年12月12日,吴玉章因病去世,享年88岁。
谢觉哉,第四位延安五老,湖南宁乡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虽然谢觉哉并非一位专业的军事将领,但他同样从事过教育工作,并且拥有深厚的文化素养。在革命战争时期,他担任过多个重要职务,包括文化部副部长、内务部部长、司法等工作。
革命战争胜利后,谢觉哉全身心投入到我国司法制度的建设中,成为我国司法制度的奠基者之一。1959年4月,他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并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务,级别达到副国级。1971年6月15日,谢觉哉因病去世,享年87岁。
董必武,延安五老中的第五位,是湖北红安人,也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并且是我党第一代领导班子的核心成员之一。董必武的革命生涯始于1920年,他参与革命的时间非常早,是一位资深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尽管在革命战争期间,他主要负责后方工作,但他的贡献依然巨大,尤其是为革命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抗战时期,董必武主要在国统区工作。解放战争时期,他投身华北的解放事业,负责后方的经济建设。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担任了多个重要职务,特别是在筹建各大区政法干部学校方面,他为建立国家的法律人才教育体系做出了重要贡献。建国后,董必武的地位不断上升,成为政治局常委、副主席,最终级别达到正国级。
总结
延安五老在新中国成立后,各自担任了重要的职务,职位都不低,且影响深远。特别是董必武,在建国后的成就最大,担任了政治局常委和副主席,职位达到了正国级。这五位老同志,虽然在革命时期年龄较大,但他们的贡献无可替代,是新中国各领域建设的重要人物。他们的坚守与奉献,成就了历史,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