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改写：

1948年10月16日中午，曾泽生正在安静地吃着午餐，突然，副官乔景轩匆匆推开门，神色紧张地说：“报告，兵团部来电，郑司令官让您立刻过去。”

曾泽生愣住了，手中的筷子停在空中，心里一阵懵，随即他压下心头的惊愕，急忙回应：“告诉他，我正在吃饭。”

然而，没过多久，电话铃声再次响起，乔景轩走过去接起电话，不一会儿，他小心地走到曾泽生身边，低声说：“郑司令官让您马上过去。”

此时，曾泽生的心里如同翻江倒海。他早已派遣张秉昌和李峥两人出城与我军进行起义谈判，然而他们一直未按时回城，这使得他心中隐隐生出不安的情绪。郑洞国此时叫他过去，难道是起义的消息泄露了？

心情愈加复杂，曾泽生不得不拿起电话，郑洞国焦急的声音立刻传了过来：“曾军长，有紧急情况，您必须马上来一趟。”

曾泽生的语气依然冷静：“我正在吃饭。”

郑洞国显然急了些，他不耐烦地催促道：“情况紧急，马上过来。” 曾泽生尽量保持镇定：“好的，我吃完这碗饭就来。”

放下话筒，曾泽生心中暗想：“郑洞国到底有什么事？难道起义的事情暴露了？”这一念头让他不由得打了个寒战，他赶紧给陇耀和白肇学两位师长打电话，得知郑洞国并没有让他们一起去兵团司令部，稍稍松了一口气。

曾泽生曾在心里分析过，郑洞国此次召他过去的原因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是确实有紧急事务需要处理；第二种，则是暗中起义的计划已经被发现，郑洞国此举可能是想趁机捉拿他。为了以防万一，曾泽生提前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他再次电话叮嘱陇耀、白肇学：“这次我去兵团部，不管发生什么，您俩都不得离开部队。如果我被扣押，你们照原计划行动。”

当曾泽生来到兵团部时，他直截了当地问郑洞国：“桂公，找我什么事？这么急？”

郑洞国此时穿着一件美式夹克，坐在沙发上，他看着曾泽生神情凝重，心中不由得生出一丝疑虑。不过，他并未过多留意，直白地递给曾泽生一份电报和一份蒋氏发出的手令：“锦州的消息昨晚已经断绝了，情况不明。这是蒋的手令和电报，‘剿总’要求我们立即突围。”

曾泽生原本紧张的心情稍微放松了些，接过电报和手令后，他忙问：“桂公，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郑洞国叹了口气：“还能怎么办？命令很清楚，不成功则成仁，我们必须遵从。计划是今晚开始行动，明天出击，18日突围。”

曾泽生苦笑：“突围的希望不大，士气低落，60军根本没有可能成功突围。那我们从哪里出发？”

郑洞国有些颓废地低头说道：“从伊通、双阳那条路走。如果实在突不出去，就带着队伍上长白山。”

曾泽生听罢，不禁问道：“你打算在敌人心脏地带搞游击？”

郑洞国沉默不语，默默抽起烟，似乎已经没有了更多话语。

此时，曾泽生因心中牵挂着张秉昌和李峥的起义谈判，急于脱身，于是他顺势说道：“下午我们开会讨论突围事宜，我派参谋长参加，一切听从司令官决定。”说完，他转身离开了兵团部。危机似乎暂时消散，但实际上，新的波澜已悄然升起。

在返回军部的路上，曾泽生接到了张秉昌和李峥带来的最新消息，派人扣押了暂编第52师的师长李嵩，而这时，一个新的意外情况发生了。暂编52师副师长欧阳午，虽然在李嵩面前坚决表示要支持起义，但他一回到师部，就立刻给郑洞国打了电话，向他报告：“60军副官处的张维鹏已经宣布60军起义，并控制了李嵩和几个团长，连李嵩的卫兵也被缴械。”

郑洞国听后，心中微有犹豫，李嵩素来与60军有隔阂，这时候欧阳午的报告是否有所夸大呢？他没有太多在意，草草应付后挂断了电话。

回头看，欧阳午的告密实际上险些造成了致命的后果。当时，60军对新7军并没有任何防备，如果郑洞国真的高度重视，可能会指挥新7军采取行动，后果不堪设想。幸运的是，郑洞国并没有进一步反应，欧阳午只能将命令转发给部队。然而，这个细节在起义成功后，却成为了他不可避免的代价。

60军起义成功后，欧阳午最终以“战犯”身份被送往抚顺战犯管理所，直至1960年获得特赦。尽管破坏起义的人本应被视为敌对人员，1980年，法院重新审理此案，认为欧阳午的行为未造成实质性损害，于是决定按起义人员标准对待他，享受离休待遇。

谈及起义成功的那晚，在曾泽生的细心劝导下，暂编第21师的军官终于意识到形势的重要性，纷纷表示：“要想活下去，就要跟军长一起行动。”

在这一时刻，陇耀师长也激动地报告：“军长，暂编21师决定支持起义，请下命令。” 所有军官纷纷站起，眼神充满期待，曾泽生的声音铿锵有力：“我宣布60军起义，陇师长，立即指挥暂编21师布防。”

欧阳午的危机制造到此为止。

1948年10月17日午夜，曾泽生下达了出城“搞粮”的命令，疲惫不堪的官兵们摩拳擦掌，开始行进。但奇怪的是，这一路上竟没有任何敌人前来阻拦。直到60军与我军约定的接应地点，曾泽生才宣布起义成功。接下来的场景充满了喜悦，饱受蒋军压迫的60军官兵终于可以尽情享用到我军精心准备的热腾腾的饭菜，饥饿和困顿都在这一刻得到了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