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河南安阳的殷墟，已经有超过一百年的发掘历史。虽然出土了大量的甲骨文物和青铜器，但最令考古学家震惊的，是这些遗址中竟然大量保存着人体尸骨——有的人被安置在宫殿的地基下，作为“奠基者”；有的则成为商王和贵族们的殉葬品。例如，在妇好墓中，就至少发现了16具人骨，其中有的甚至被直接砍断肢体，用作祭祀。经过考古学者的细致研究和分析，商朝的血腥与暴力，呈现出一个完全不同于史书记载的商朝面貌，这样的商朝对现代人的认知来说，的确令人震惊，但若从唯物的角度出发，仔细分析其背后的历史背景，也不难理解。

人类一旦拥有了文明，就不可避免地诞生了原始宗教，这种宗教不仅拓宽了人类的想象边界，还让许多并无血缘关系的原始部落，通过宗教建立了联系，形成了共同的认知和利益共同体。在这个过程中，宗教祭祀成为了不可或缺的部分。为了祭祀那些“想象中的神”，牛、羊、猪、狗等牲畜成了最常见的祭品。

而在上古时期，一个部落即代表一个国家，缺乏道德与法律约束的社会里，每个部族之间都极为敌对。为了扩张和生存，他们不断征战。可惜的是，由于生产力低下，粮食产量有限，大多数部落无法养活过多的俘虏。那么这些俘虏该如何处理？将他们释放回去，虽然不再是敌人，但依然是潜在的威胁；若留下他们，则需要耗费部落有限的资源。然而，如果将俘虏作为祭品献给神灵，既能消耗他们，又能讨得神明的青睐——这就是人祭的起源。

在接下来的几千年里，不论是新石器时代，还是三皇五帝时期，人类生产力始终未能大幅度发展，于是人祭的传统也得以延续，直至商朝。商朝的领土大致覆盖河南、晋南、冀南、鲁西、陕南等黄河中下游地区，属于传统的中原地带。那个时期，商朝所处的世界正处于全新世大暖期的末期，亚热带的北部边界几乎达到今天山东济南一线，这一地区湖泊、沼泽、湿地众多，生活着象、水牛、犀牛等热带动物。

然而，由于气候和生产力的局限，商朝所能开发的耕地面积极为有限，粮食产量也相当低。征服那些不服从的部族，直接处死俘虏成为了一种高效的手段。与此同时，商朝青铜技术的发达使其在面对仍处于石器时代的其他部落时，拥有了压倒性的军事优势。在这样的背景下，商朝迅速成为一个以武力为主导、没有道德约束的暴力国家，并在原始宗教的影响下，形成了以人祭为核心的宗教信仰。

二、

在商朝的宗教体系中，上帝被视为拥有无穷力量的唯一真神，掌控着世界万物的命运。从一个国家的兴衰、人民的生死，到农业、牧业的丰收与衰败，这一切都在上帝的管理之中。商朝历代王王死后，他们的灵魂升天，与上帝共处，成为神格，享受后世子孙的供奉。这些神格满意则庇佑商朝，而若不满，便会降下灾祸。

商王和贵族的主要任务之一便是祭祀。为了满足上帝和历代先王的需求，商朝王族每年都会举行盛大的祭祀仪式，通过大量的人类和动物祭品来维持神灵的宠爱。商朝底层的百姓和战俘、奴隶，往往成为这些祭祀中的牺牲品。于是，商朝的人民在这场宗教祭祀的潮流中，早已失去了作为主体的地位，甚至没有资格去争取属于自己的命运。

即便在战争中，商王依然需要举行祭祀，祈求上帝与祖先的庇佑。每一场战斗前，商王都会向上帝和先王们献祭，恳请他们给予支持。战争结束后，商王还会举行大规模的祭祀，将俘虏献给神灵，感谢他们的庇佑。

经过长时间的宗教祭祀，商王作为祭祀的代表，逐渐成了人间与天界之间的纽带，拥有了对神明意旨的解释权。青铜器技术的支撑，使商朝的政治体系愈加稳固，商王成为“圣王合一”的最高统治者。李硕在《翦商》一书中提到，商朝的宗教祭祀活动不仅巩固了统治地位，还将“我们”和“他们”进行了严格的区分。参与祭祀的商人是“我们”，而部族、战俘、奴隶则是“他们”，通过这种区分，商朝的统治集团更加牢固。

然而，这种区分虽有助于统一内部分裂，却也产生了深刻的政治后果。最终，商朝晚期的宗教祭祀制度发生了变化，商纣王父子开始实行“周祭”制度，在这种制度下，祭祀的对象从上帝和自然神转向了历代先王。祭祀仪式逐渐固定化，这不仅减少了神职人员的操作空间，还导致了商纣王和贵族权力的逐渐倾斜。纣王通过这些改革，削弱了宗教的影响力，试图通过世俗化手段强化自身的统治。然而，这一系列的变革最终加速了商朝的衰落。

三、

《史记·殷本纪》记载了纣王的形象，他不仅拥有过人的才能和智慧，还以强大的个人魅力征服了许多臣子。面对贵族们的抗议和反对，纣王自信满满地回应：“我生不有命在天乎？”他认为自己掌握了上帝的旨意，完全不容任何质疑。这种霸道的态度与隋炀帝杨广的做法颇为相似，充满了极强的个人自信和自负。

然而，时代变了。从公元前1200年左右起，全球进入了长达400年的降温期。气候的变化开始对商朝的经济和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商朝的领土位于黄河流域，气候温暖潮湿，是商人们的“理想家园”。然而，随着气温急剧下降，商朝赖以生存的动物群体开始向南迁徙，这给商朝的农业和牧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商朝的粮食产量急剧下降，而商王依然执意进行征战，试图解决生态危机，但他未能意识到，政治和宗教改革已迫在眉睫。

纣王意识到南方可能成为新生的战略重点，于是他数次征伐东南部的淮夷民族，希望为商朝寻找更多的生存空间。然而，随着农牧经济的衰退和政治失衡，纣王的改革已无法挽回商朝的颓势。商朝的贵族们纷纷不满纣王的改革，认为正是因为纣王废除了上帝的神职，才引发了灾难。这样一来，纣王与贵族们、以及周边的部族之间的矛盾逐渐加深。

四、

纣王时期的商朝面临着内忧外患。为了商朝的复兴，纣王必须做出根本性改变：不仅要南迁以恢复生态平衡，还需要改革宗教，减少对人祭的依赖。然而，纣王自视甚高，无法及时认识到这些变革的必要性。最终，商朝的旧贵族、周边部族以及商朝内的不满力量纷纷联合起来，形成了庞大的反抗势力。

在这种背景下，周部族的崛起成为商朝命运的转折点。周部族通过改革和联合，逐步积累了足够的力量，最终在牧野之战中击败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