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我会按你的要求改写这篇文章，每段保持原意且总字数变化不大，同时增加一些细节描述。以下是改写后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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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连仲”这个名字在抗日战争时期声名显赫。他曾在1938年指挥着由10个军组成的庞大兵力，参加了震惊中外的徐州会战，并且亲自率领部队坚守台儿庄正面阵地，给予日军第10师团沉重的打击，使其遭受了毁灭性的失败。然而，在抗战爆发之前，这位颇具传奇色彩的将领却经历过一次极为尴尬的“颜面尽失”的事件。那次，他仅仅因为去上海简单地看个牙，回来后却发现自己的部队竟然全体改编成了红军。

孙连仲处境进退两难

1930年中原大战后，冯玉祥战败下台，将残余部队交给了鹿钟麟管理。鹿钟麟资历尚浅，显然难以胜任如此庞大兵力的指挥，也不愿承担失败的责任，于是便将部队托付给第5路军总指挥孙连仲。孙连仲的背景非同一般，早年曾在保定府中学堂求学，毕业后直接进入冯玉祥麾下，从基层连长一路晋升至营长、团长，参与过北伐和东征的多次战役。蒋介石背叛革命之时，他已晋升为14路军总司令。除了军事才能，他在行政管理上也颇有经验，曾任甘肃省政府代理主席，主管甘肃、宁夏、青海三省的军务，面对复杂局势，他理智选择了投靠蒋介石。

蒋介石对孙连仲虽抱有疑虑，但依然任命他为26路军总指挥，保持其军中较高的地位，官阶是陆军二级上将。然而，蒋介石真正的用意逐渐显露：他想分化冯玉祥旧部，防止西北军团成为统一力量。为了达成目的，他把孙连仲的部队调往江西，参与所谓“围剿”红军的行动。这一调动完全忽视了士兵们的情感与处境。

这些士兵大多出身贫苦西北农村，长期随冯玉祥苦战中原，经历过多次失败和饥饿。转而被派往江西，离家乡越来越远，大家对服役的意义产生了深刻迷茫。三万大军开赴江西途中，仅剩不足一半，很多人趁机脱队。正值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围剿”，26路军卷入其中，带着满腔怨气连续遭遇失败，令士兵们心神恍惚。

反而有不少俘虏被红军俘获后，获得治疗与食物，甚至部分士兵还能领到回家的路费。这种待遇让许多士兵陷入深刻的自我怀疑，逐渐萌生投身红军的念头。红军对待这些新兵一视同仁，无论过去身份如何，秉持公平政策。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国民党士兵转投红军，甚至整班整排的兵力加入。

蒋介石的离间和分化政策不仅在士兵层面奏效，连高级将领也陆续脱离阵营，比如27师师长高树勋就选择离开部队，前往南昌。1931年9月，蒋介石发动的第三次“围剿”再次失败，26路军被困名都城内，陷入进退维谷的窘境。向前突进无法抗衡红军，后撤又无法获得蒋介石的信任和支持，局势极为艰难。

随着时间推移，26路军士兵情绪日益激动。军饷断发，食物匮乏，且江西气候湿热，不适宜西北士兵生存，疟疾流行，死亡人数每日攀升。高层领导却无动于衷，士兵依旧要站岗放哨，得不到充分休养和治疗。加之部队内部派系林立，“行伍派”、“将校团派”、“军官学生派”各怀心思，目标和利益不一，矛盾愈发激化。那些无法解决温饱的士兵开始考虑投奔红军，因为红军不仅提供食物，还给予平等尊重。

面对士气低落和内部纷争，孙连仲渐感力不从心，精神压力巨大，频发牙痛，最终请假前往上海治疗，将部队指挥权交予25师师长李松昆。李松昆本身也优柔寡断，所有决策皆听从参谋长赵博生。赵博生察觉起义时机成熟，决定趁孙连仲外出之际秘密策划起义。

1931年12月14日下午，赵博生指挥部队控制了电台和指挥机构等关键设施，随后邀请全体团级以上军官赴宁都天主教堂参加宴会，实则设下“鸿门宴”。李松昆当天未赴宴，除了他之外，26路军其他高级军官均被控制。15日凌晨，全军官兵整装待发，从宁都城东门出发，向中央苏区挺进。

刘伯坚召开盛大欢迎会庆祝宁都起义的胜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授予起义部队“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的称号，董振堂担任副总指挥。这支起义部队的转变充满戏剧性，许多士兵虽曾想过脱队，但在严格控制下未敢轻举妄动。行进途中，大家误以为仍需战斗，直到赵博生、董振堂摘下军帽徽章，才明白真正的转变。

尽管对红军待遇有所耳闻，士兵们仍心存疑虑。毛主席非常关心这支部队，特别交代萧劲光加强政治工作，鼓励干部“欢迎留下学习，不留则发放路费安全送返”。起义士兵中有不少患病，组织迅速安排他们到红军医院和百姓家中治疗，同时补充营养，按标准每天发放油和肉。温暖的人文关怀让大部分人决定留在红军，投身革命。

部队整编期间，朱德总司令多次亲临慰问，温和的笑容抚平了士兵们的疑虑。随后，红5军团迅速活跃于反“围剿”的战场。起义之所以成功，赵博生立下汗马功劳，而背后的秘密地下党组织也发挥了关键作用。

秘密战线的较量

中共早已掌握情报，认定赵博生、董振堂是可以信赖的同志，决定吸纳其入党。1931年8月，国民党第26路军内部成立了“中共特别支部委员会”，由刘振亚担任书记。刘振亚通过对赵博生的观察，发现他为人正直朴素，思想中保留着大革命精神，且热爱读书、不贪财，决定吸收其为党员。赵博生很快响应，先后介绍几位连长入党，几人时常讨论抗日大局，批判蒋介石错误政策。

11月底，地下组织遭到破坏，蒋介石急令逮捕刘振亚等3名党员。刘振亚等人破译电报后，立刻与赵博生商议应对策略。赵博生提议迅速发动起义。在一系列紧锣密鼓的准备后，12月14日成了关键日期。当天，赵博生安排党员破坏敌方电台，控制指挥部电台。晚宴上，他宣布起义事宜，要求军官表态支持。反动军官试图作乱，均被迅速控制。李松昆在抵抗无果后逃跑，剩余部队举手投降。

15日清晨，1.7万起义士兵在南门外沙滩集结，赵博生、董振堂宣布起义成功。此刻，许多士兵恍然大悟。宁都起义背后，是隐蔽战线长期努力的结晶。起义重创蒋介石的国民党力量，显著增强红军实力。红一方面军兵力由最初4万增至6万，极大鼓舞全国抗日士气，巩固中央苏区。

孙连仲未曾料到，自己去看牙回来竟发现部队“人去楼空”。蒋介石顾忌其身份，未对其严厉惩罚。那支在蒋介石眼中杂牌军，转投红军后，成为名震一时的精锐部队。1932年，红5军团参与了赣州、龙岩、漳州、南雄、水口等多场重要战役并连连获胜。次年1月，年仅36岁的赵博生亲自指挥黄狮渡战役，虽英勇作战，却英勇牺牲。

长征途中，红5军团承担后卫任务，保障红军主力转移安全。在遵义战役中，他们消灭敌军2个师和8个团，创造辉煌战绩。更令人称赞的是，红5军团仅以一个团的兵力，成功牵制住敌方八九个团，完成了艰巨任务。红军强渡金沙江时，红5军团连续坚守阵地达9天9夜，成功掩护主力部队撤退，随后连续三次翻越夹金山。

长征结束后，红5军团并入西路军，继续向河西进军。在高台战役中，他们面对敌军十倍兵力，浴血奋战，总指挥董振堂弹尽粮绝壮烈牺牲，年仅42岁。1938年12月，宁都起义已过去七年，许多战士献出生命。毛主席在延安主持纪念大会，强调：“宁都起义精神用于抗击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将所向披靡！”

孙连仲则一直忠心追随蒋介石，曾于1945年10月率军进攻解放区，其部队在邯郸战役遭受重创。1949年，他随蒋介石撤离大陆，最终于1990年8月在台北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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