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知道，在民国时期，国民党系统中的军统、中统，以及汪伪政权的76号特工总部是三大著名的特务机构。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三大特务机构的头目——戴笠、徐恩曾和丁默邨，最初曾出自同一个部门，还是同事关系。

1937年4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正式成立，局长由国民党要员、曾任组织部部长的陈立夫担任，下面设立了三个主要部门：一处负责党务，处长为徐恩曾；二处负责军警事务，处长为戴笠；三处则负责邮电检查，处长为丁默邨。从这些安排可以看出，徐恩曾、戴笠和丁默邨当时都是相当重要的高官，职务地位也相当接近。

1938年4月，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经历了一次重大改组，三大处正式分裂成三个独立的特务机构。党务处被改组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中统”，隶属于中央党部秘书处，局长由时任中央党部秘书长朱家骅兼任，副局长徐恩曾负责日常工作；军警处改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军统”，隶属于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局长由陈立夫兼任，副局长戴笠负责实际工作；邮电检查处则改为特检处，继续隶属军事委员会办公厅。至此，“军统”和“中统”并立的格局正式形成。与此同时，丁默邨转投汪伪政权，成立了76号特工总部。曾是同事的三人，开始各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在“军统”和“中统”正式分家之前，戴笠和徐恩曾的关系曾一度较好。那时，两人都为陈立夫的下属。戴笠负责复兴社特务处，徐恩曾则主管特工总部。由于当时特务处计划建立自己的电台网络，但缺乏电讯设备，便请求徐恩曾提供帮助。徐恩曾答应特工总部为戴笠特务处收发电报，双方的合作十分愉快。

后来，徐恩曾的手下项濂调回南京工作，而项濂与戴笠不仅是浙江同乡，还是黄埔同学，两人迅速建立了深厚的关系。戴笠也极力拉拢项濂到特务处工作，项濂开始偷偷地将特工总部的电报传给戴笠，还怂恿总部的人员跳槽到特务处。徐恩曾很快察觉了项濂的背叛，派人除掉了项濂，然而行动未遂，项濂反而顺利转投特务处。此事让徐恩曾对戴笠产生了极大的不满。

自此，随着权力斗争的加剧，戴笠与徐恩曾的关系逐渐恶化。国民党内部派系纷争不断，二人的对立愈加严重，甚至一度形同水火。1944年底，徐恩曾因涉嫌走私药品，利用中印缅边境的交通线被军统查获。朱家骅在戴笠的推动下，将此事报告给蒋介石，虽然徐恩曾对蒋介石一直忠诚，但他的家人涉及走私活动，让许多人对他产生了怀疑。蒋介石在调查后，于1945年下令撤去徐恩曾的职务，特别是中统局副局长这一重要位置。

徐恩曾的政治生涯也因此宣告结束。自1928年开始，他便深耕中统，历经15年的积累与奋斗，最终因一宗走私案件被彻底扫除出局，成为“工程师学会总干事”的虚职，悄然退出了政治舞台，开始投身商界，积累财富。虽然在戴笠和徐恩曾的权力斗争中，徐恩曾显然落败，但奇妙的是，一年后戴笠遭遇空难身亡，徐恩曾则在商界发迹，直至1985年以87岁高龄去世，度过了平静的晚年。

与戴笠和徐恩曾的斗争不同，丁默邨的命运则充满了曲折。1938年，张国焘从延安叛逃至武汉，丁默邨受到陈立夫的指派，负责接待张国焘的事宜。由于丁默邨在工作中表现出色，迅速获得了重用，但这也引起了戴笠的嫉妒和不满。于是，戴笠派人搜集丁默邨的贪污证据，最终导致丁默邨被调查，三处被解散，丁默邨也因此被迫淡出政坛，只能做起了“寓公”。

然而，丁默邨并未就此消失。经过汉奸李士群的拉拢，他选择投靠汪伪政权，并成为上海特工总部（即76号）的主任。在1940年至1943年间，丁默邨策划了超过3000起血腥事件，惨绝人寰，百姓称他为“丁屠夫”。1944年底，随着日军逐步败退，丁默邨开始为自己谋求后路，并通过与戴笠的联系向蒋介石保证：浙江地区将如原样归还给中央政府，绝不让共产党得手。

战后，丁默邨在戴笠的帮助下，从上海飞往重庆，期间被关押在白公馆，但生活条件优越，丁默邨幻想着投诚后能重新获得蒋介石的重用。尽管在过去受到了戴笠的排挤和陷害，最终却只能寄望于这位昔日的“敌人”。然而，天命难测，1946年3月，戴笠在飞机失事中丧生，半年后，国民党由于舆论压力开始审判汉奸，丁默邨最终被押解至南京。尽管他在审判时写下了上万字的《自白书》为自己辩解，最终还是被以叛国罪判处死刑。

1947年7月，丁默邨被执行枪决，这位臭名昭著的汉奸和特务终于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了代价。整个过程充满了戏剧性与讽刺，曾经站在蒋介石身边的三位大将，最终的结局却各自截然不同。戴笠在飞行事故中死于非命，丁默邨成为汉奸被处决，而徐恩曾则在晚年享有了“善终”，通过商界积累了巨额财富。

从这三个人的经历来看，虽然他们最初都曾是蒋介石的得力助手，最后却以各自不同的结局收场。戴笠的英勇和才华未能保他长久，而丁默邨最终为权力与金钱丧失人性，走上了与国人敌对的道路，只有曾经被排挤的徐恩曾，最终因商界成就获得了安稳的晚年。三位大人物的命运，也折射出了权力斗争的残酷和无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