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明代是中国历史上极具重要意义的朝代之一，其经济的飞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交通运输业的繁荣。尤其是在大运河贯通之后，沿岸各地经济迅猛发展，许多商业城市逐渐兴起，天津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天津地处九河下游，是河流与海洋交汇的重要节点。金代时期，这里尚是一片荒凉的盐碱滩涂，环境恶劣，但为了海防需要，设立了“日直沽寨”这一军事防御据点，主要负责守卫河海交汇的战略要地，并连接武清县与柳口镇杨柳青一带。

直到元代，因直沽紧邻元大都（今北京）且位于河海交通咽喉要道，元朝统治者在此设立了管理粮食转运的接运厅和万户府，派驻重兵守卫，并建立了粮仓储备。延佑三年，直沽改名为海津镇（《元史·仁宗本纪》载）。尽管天津在元末以“东吴转海输粳稻，一夕潮来集万船”著称，但当时仅是官粮与物资的转运站，尚未发展成重要的经济中心。

《——·天津漕运的发展·——》

明代永乐年间，政治与军事中心北移，但经济中心仍集中于南方。为了快速连接这两个区域，明朝政府大力发展漕运，天津因其地理优势成为京畿要道上的重要节点，迅速迈入政治经济舞台，地方经济随之活跃。

永乐二年，明成祖朱棣因直沽海运便利且海口土地适合屯军守卫，设立卫所并派官监督筑城。城建成后，永乐三、四年相继将天津卫及左、右卫迁入城内驻守。虽然当时的天津城仍是土城，且沿河无护城河，但已具备初步的城防形态。

与此同时，明朝在天津大量建设粮仓。永乐三年，在卫城北建露天仓库1400余所，永乐六年，在城北尹儿湾修建“百万仓”，专门储备海运粮食，保障国防物资供应。

永乐十三年，南极江口至大通桥的南北大运河全线贯通，河运极为便利。政府遂废止海运，实行“支运法”，粮食先运至淮安等四大仓库，再由官兵分批运输，每年四次，年运量达三百万石以上。

天津当时距京城约两百余里，是南北交通的枢纽。每年数万石粮食通过此地，采用小船或浅舟转运至京畿，或乘海船送至蓟辽。天津三卫拥有300多艘运输船，配备潜正与贴旗军140余人负责船只交接搬运，还有500余名人丁随时维护水道，确保粮船畅通。

永乐十九年明廷迁都北京，天津遂成为重要的粮食转运中心。参与运输的卫所军士逐渐转型为造船、修船、驾船和搬运、治河的专职居民。

随着南方对粮食和物资需求增长，明代潜运方式不断革新，天津的地位日益重要。宣德六年，改行兑运法，命民间将粮食运至瓜州、淮安，再由卫所军队接运北上，加强对船舶转输的管理。同时以耗米、脚价等名义增加运费。正统初年，潜粮年运量高达450万石，比元代最高峰多近百万石（见《元史纪事本末·运潜》）。如此庞大粮食在天津汇集，短期难以消化，明朝政府便在天津大规模兴建粮仓。

宣德时期，天津仓库数量大幅增加，原有仓库外新建“天津左卫大盈仓九廉，计四十五间”，“天津右卫广备仓七威，计三十五间”，“天津卫大运仓六底，计三十间”，还设户部分司，派员监管仓储与分发（《天津卫志·仓威》）。至正统年间，仓储粮食数量惊人，天津成为明代重要的粮食储备和运输基地。

弘治三年，因天津地处东海之滨，成为水陆交通要冲，朝廷设立天津按察司副值一员，统领三卫军兵，负责军事训练、城池修缮及运河管理，打破了此前“三卫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强化地方治理。

弘治六年，因天津卫土城年久失修，副使刘福督促重修。新城墙周长九里，高三丈五尺，宽二丈五尺，设有四门，虽无护城河，但城防明显加强。

这座初步成型的卫城和军事屯田据点，标志着天津从军事防御向封建城市的过渡，为地方经济繁荣和商业城市形成奠定了基础。

随着明代运河的发展，南北物资交流日益频繁，商品经济迅速扩大。大量货物停泊天津，进行买卖和集散，极大地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明朝推行“简遭为命”政策，允许运输军随船携带土产销售。初期每船载土产10石，后放宽至60石。

明朝对运输期限严格管控，如“无故违误，运官住体间罪”，导致许多土产货物在途中无法出售，只能到达交卸地点后验收转卖。天津因此成为南来土产的重要集散市场。

因缺乏详细统计，当时土产种类和规模难以确定，但根据万历年间《遭禁》禁令，运输军携带的货物种类繁多，除自带土产外，还包括商人和官员带来的酒、面、糯米、花草、竹木、器皿等，需报关办理手续，表明天津货物流通范围广泛，商品多样。

《——·对天津城市造成的影响·——》

明朝统治者为保障漕运畅通，采取多项有效措施，确保大运河通行无阻，成为南北经济和交通的重要动脉。

当时商品经济蓬勃发展，《李长卿集·卷十九》记载，“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南行；蛮南、闽广、豫章、楚、颐越、新安之货，日夜商贩北进。”天津作为“天下粮艘、商舶鱼贯而进”的关键港口，连接海运和陆运，成为商贾云集、繁华热闹的商业中心，被称为“南贾之所、北贾之集、五万民众杂处之地”。

北方虽大规模种植棉花，但因土地干燥、纺织技术粗糙，产布质量差，价格便宜；南方虽纺织技艺精湛，布料坚实细腻，但受土地狭窄限制，棉花供应不足，棉价高昂，布价低廉。各地商人依靠运河便利，调运棉花和布料，形成“棉运南方，布销北方”的贸易格局。

天津成为北方棉花南运、南方布料北销的重要中转站。北方棉花沿永平新河、白河运抵天津，西河棉花经大清河、淖沱河运入天津，最后由河船或海船运往南方。回程则装载南方布料，在天津出售或继续运输。据记载，载布船常沿清苑河向西行驶，直达雄县城下。

此外，明清时期福建纸商每年将货物装船，航行至天津，在神灵庇护下顺利抵达，继而转运至京津冀地区。这些史实载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和《双延邵纸商会馆碑文》中。天津还盛产芦盐，商贩借船只优势运输盐。

除官盐外，许多商贩私运盐，利用小船夹带运河官粮船北上抵通州，南下贩卖至临清，借助权贵势力发展私盐贸易，巡盐官兵无力制止（《盐法通志·政绩》）。近海地区山余私盐常在海丰等地换市或经陆路销售，《长芦盐法志》附编《援证六》中有记载。江南北方军民也因制造遮洋大船，利用海运贩卖盐。

南北商旅频繁往来，天津逐渐繁荣，商业兴盛，交易场所不断增多。宣德至成化年间，天津已有五处市集，弘治元年增设五集一市（《天津卫志》）。市集不仅汇聚各地商贩，且有外洋商船前来贸易。以天后宫为中心，沿宫南北大街及运河两岸形成天津最早商业中心。

时人有诗描绘天津市集盛况：“玉帛都来万国朝，梯航南来接天遥，千家市远晨分集，两家河平夜退潮。贡赋旧通沧海道，星辰还象洛阳桥，何由四塞襟喉地，重镇还须借使貂。”（李东阳《过天津》）

随着天津商业的兴起和商品经济的繁荣，明朝在天津设立关卡征收商税。永乐二十一年，迁都北京两年后，监察御史陈济上奏建议监控商贩税收，朱棣采纳，此举成为明代天津设关置卡、征商税的最早记载。

洪熙元年，天津开始征收“市肆门摊课钞”，向摊贩征税。宣德四年，税额增加五倍，连店铺、仓库等均纳税。至万历时期，全国商业税目达十余种。

综上所述，明代中后期，天津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由最初的官运粮米中转站逐渐转变为各类商品集散地，成为北方重要商业中心。天津成为今日中国经济贸易重镇，正是明代漕运兴盛与大运河畅通的历史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