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夏季，蒋介石由于对共产党始终持有反对态度，拒绝了联合政府的组建提议，并计划在11月召开国民大会，进一步推行他的独裁理念。召开国民大会的国策，和中共提出的呢设立联合政府的主张相比，显得十分遥远，国共双方的谈判因此陷入了僵局。周恩来被迫返回延安，而这场谈判则面临破裂的危险。

这种局面让处于国共两派之间的中间派十分焦虑。为了缓解这一僵局，受人尊敬的褚辅成先生主动出面，他召集了黄炎培、傅斯年等六位知名人士召开会议，商讨如何斡旋，促使国共两党重启谈判。因此，六人计划前往延安，展开一场重要的访问。

蒋介石为何会同意他们前去延安呢？这是因为他计划召开的国民大会需要获得参政会的通过和支持。他希望褚辅成及其团队能够说服中共参与即将在重庆召开第四届国民参政会。这不仅是六人前往延安的重要目的之一，同时也正是蒋介石的深层意图。

然而，7月2日至5日，这六人在延安的五天见面及交流中，虽然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频繁交谈，却始终没有提及参政会的相关事宜。这一现象引发了疑问：为何他们在延安期间没有提及这一重要话题？

其实，这并非是他们的失误，而是因为他们一开口，便被毛泽东巧妙地避开了这一话题。根据历史文献记载，黄炎培回忆起首次会谈时提到，会议主要是他们叙述来意并表述对局势的看法。当谈及恢复国共谈判时，毛泽东便指出：“双方的门是敞开的，但门外有一块绊脚的大石，那就是国民大会。”从黄炎培的回忆中可以推测，六位参政员在表述“真正目的”后，引出了毛的这一言论。既然中共已经再次明确了态度，重提旧事显得不合时宜。所以在随后的第二次会谈中，尽管讨论了多个问题，却唯独没有提到是否参会的内容。到了第三次会谈时，话题已转移至会议纪要方面，即使六位参政员心中仍然怀有使命感，也不得不压抑住他们的真实意图。

可以看出，实际上是毛泽东巧妙地回避了直接回应这个问题。黄炎培在返回重庆后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到：“蒋委员长在3月1日关于宪政实施的讲演中，依旧在寻求合理的解决方式，以便中共的问题能够圆满解决。而中共方面，毛先生在提出联合政府的种种主张后，也表示愿意重启谈判，因此我们认为沟通的大门并未关闭。我们的对话非常自然，逐步深入。当我们谈到这里时，毛泽东便顺势接话：双方的门是敞开的，但门外有一块绊脚的大石，那就是国民大会。这一点上，我们的看法恰好一致。”

毛泽东的应对方式是否足智多谋？陈冠任著的《大河向东：他们为什么追随毛泽东》一书中对此事件进行了详细论述，该书不仅是中共党史出版社年度畅销书，且曾在中国政治军事畅销书排行榜上名列第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