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新政发生在北宋仁宗时期，约1043年，由范仲淹为首的一群改革派官员提出了一系列削减冗员、减少特权等措施，试图通过“节流”来缓解北宋的财政困境。其目的是通过精简政府开支，解决当时的财政危机。然而，这些改革触动了许多旧贵族和官僚的利益，经过不到两年的时间，范仲淹和改革派的主要人物就相继被排挤出朝廷，改革措施也被废除，庆历新政最终宣告失败。

范仲淹推行改革的背后有复杂的背景。在内部，北宋政权经历了长时间的“冗官”“冗兵”和“冗费”现象，造成政府效率低下，财政严重透支。外部，北方辽国和西北西夏的军事压力让北宋不得不为维持和平支付巨额的费用，这加剧了国家的财政负担，导致了财政危机的发生。

“冗官”的问题，最早可以追溯到宋太祖赵匡胤的改革。赵匡胤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权力分配的措施，但这些措施虽然有利于巩固皇权，却也导致了官员贪图权力，造成了官僚体系的膨胀。到了范仲淹时期，北宋政府的官僚体系已经严重膨胀，工作效率低下，冗员现象极其严重。

至于“冗兵”，北宋初期为了防止藩镇割据，采取了集结大量禁军的策略。到仁宗时期，军队规模已达到140万，几乎占用了政府收入的大部分。这一庞大的军队体系，使得北宋不得不支出大量财政来养兵。

“冗费”问题则源于军队、官员的膨胀，导致政府开支急剧增加。北宋在与辽、西夏的战争中不断支付赎金和军费，此外，皇室的大兴土木和寺庙建设也进一步加剧了财政赤字。即使北宋有着较强的经济基础，但由于土地兼并问题愈发严重，农民失去土地，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导致社会矛盾加剧，民间起义频发。

北宋的财政危机并非仅由“冗官”“冗兵”和“冗费”引发，还与土地集中趋势的加剧密切相关。农民大量失去土地，社会的不平等不断加剧，导致许多民众陷入贫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

在外部，北宋与辽、西夏的战争不断消耗着财政资源。与契丹的澶渊之盟后，每年都需要向契丹支付巨额岁币，这对北宋财政造成了极大压力。西夏的李元昊也屡次入侵，使得北宋不得不投入大量资源以应对外敌的威胁。

在这样一个内忧外患的背景下，北宋的财政问题愈加严重，范仲淹的改革便应运而生。范仲淹，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文学家，提出了一系列旨在加强财政、削减冗员、提升行政效率的措施。范仲淹从小生于贫寒之家，经过刻苦学习，最终通过科举成功进入仕途。尽管其性格直率，屡遭排挤，但他依然坚持推进改革，力图缓解北宋的财政危机。

1043年，范仲淹的政治生涯迎来了转机。当时他和韩琦共同担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参与西北边防工作，因出色表现受到仁宗的青睐，被召回京师，任职枢密院副使。此时，北宋社会迫切需要改革，仁宗也看中了范仲淹的能力与责任心，决定任命他进行改革。

范仲淹提出的改革主张包括整顿吏治、富国强兵、厉行法治等多个方面。其中，整顿吏治的措施包括严格官员的晋升制度，推行“明黜陟”，根据官员政绩而非资历进行升迁。范仲淹还通过限制恩荫特权，遏制官僚滥用职权，减少权贵子弟在朝廷的影响力。此外，他还推动改革科举制度，要求通过策论来考核士人，提升选拔的质量。

在富国强兵方面，范仲淹主张重视农业，减少徭役，改革军备，加强军队训练和管理。而在法治方面，他提出严格执行法令，确保政策的持续性和有效性，并加强对地方官员的监督，防止腐败。

然而，改革的实施遇到了巨大的阻力。由于范仲淹采取了激烈的改革措施，短短半年内，改革派就遭到大量守旧派的攻击。守旧派官员指责范仲淹为“朋党”，并利用各种手段抨击改革。最终，范仲淹未能抗住来自朝野的压力，在1045年初被罢免了参知政事职务，改革也随之失败。

尽管庆历新政最终失败，但其仍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取得了一些成效。许多无能的官员被淘汰，许多能吏得到提拔，行政效率有所提升，财政状况也有所改善。士大夫和百姓对于改革充满希望，尽管改革的力度不大，但他们看到了北宋复兴的曙光。

然而，庆历新政的失败并没有使改革的呼声消失。社会矛盾加剧，土地兼并现象加重，农民起义不断爆发。此时，另一场更为深刻的改革——王安石变法的序幕也悄然拉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