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9月2日,嘉庆帝在承德避暑山庄突然去世,享年61岁。
原本,按照清朝秘立储君制度,大臣们应该到正大光明匾额之后取出传位诏书,当众宣布哪位皇子继位。
但是,道光帝的继位却不是这样,因为大臣们并未在正大光明匾额后找到传位诏书,而是在嘉庆帝床边的一个木盒内找到的。
在此之前,嘉庆帝身体健硕,怎么会将传位诏书随手携带呢?
更诡异的是,大臣们竟然在道光帝不在场的情况下,当众宣读了传位诏书,因此有人怀疑诏书是伪造的。
并且,嘉庆帝的皇后钮钴禄氏当时是有儿子的,只要她愿意,完全可以为儿子争取皇位,但她没有这么做,而是下达懿旨让皇次子旻宁继位,也就是道光帝。
道光帝的继位充满疑云,不过好在没什么太大争议,因为嘉庆帝在世时,就已经多次暗示自己将传位给皇次子了,大家都心知肚明。
但是,这个兆头却很不好,道光帝以一种诡异的方式登上皇位,似乎预示着不好的事情要发生。
道光帝出生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是嘉庆帝的次子,也是嫡长子,由于其兄早夭,故而他是嘉庆帝实际上的长子。
道光帝出生的时候,其父嘉庆帝已经被秘立为皇储,对于他的出生,乾隆帝感到十分高兴,对其格外疼爱。
乾隆帝有很深的嫡子情结,他本人虽然不是嫡子继承皇位,选择的儿子嘉庆帝也不是嫡子,但他希望嘉庆帝能让嫡长子继位。
因此,在道光帝很小的时候,乾隆帝就将道光帝的本名绵宁改为旻宁,并发布诏书说,“将来继体承绪者,当以绵作旻”,暗示道光帝就是他选择的第三代继承人。
乾隆帝这么做,其实是有在效仿他的祖父康熙帝,因为康熙帝还在世时,就曾暗示他就是第三代继承人。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十岁的道光帝跟随乾隆帝外出狩猎,竟然射杀一头鹿,乾隆帝大喜过望,当即作诗一首:
老我策骢尚武服,幼孙中鹿赐花翎。
乾隆帝话里话外都是对道光帝的喜爱,嘉庆帝因他而储位更稳固,也对他十分喜爱。
嘉庆四年(1799年)乾隆帝去世后,嘉庆帝正式亲政,他马上就秘立储君,确定了道光帝作为继承人的资格。
道光帝年轻时勤奋好学,能文能武,展示出了不错的资质。
嘉庆十八年(1813年)9月,天理教在北京发动起义,数百人带着武器冲入皇宫,守卫皇宫的侍卫还没反应过来就遭到袭击,然后狼狈溃逃。
当时,嘉庆帝巡狩木兰,不在皇宫,道光帝正在与众兄弟一起读书,得知有暴徒闯入皇宫,众人纷纷四散而逃,只有道光帝稳定自若,积极组织防御,并让人拿来鸟铳,将翻墙的几个暴徒当场打死,剩余的暴徒受到惊吓后便都逃走了。
这一事件展示出了道光帝拥有不错的心理素质,面对危险时处置得当,嘉庆帝得知消息后,也感到很欣慰,认为自己的选择是对的。
嘉庆帝去世后,38岁的道光帝继位,此时他正值壮年,身体良好,思想成熟,按理说正是一个人大展拳脚的时候,他却很快就选择了躺平。
道光帝所处的年代,对他来说其实是很残酷的,因为清朝自康雍乾到达盛世之后,在乾隆帝末期就开始走向衰败。
衰败的根源是清朝闭关锁国,固步自封,自诩为天朝上国,不愿意放眼世界,从而取长补短。
在西方,工业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先进技术的产生,为经济和军事的发展提供了助力。
反观清朝,则一点进步都没有,英国派遣使团出使清朝,竟遭到了乾隆帝的鄙视,乾隆帝不承认清朝已经开始落后,拒绝向西方学习。
最早在那个时候,清朝的结局就已经注定,但并非一点机会没有。
清朝国内,各种社会问题也日益严重,人口激增导致的人地矛盾已经很凸显了,再加上土地兼并严重,官场黑暗,百姓可以说是民不聊生。
最终,在嘉庆帝继位的第一年,爆发了白莲教起义,为了平定起义,清朝打了九年战争,调动了十六省数十万军队,花费了2亿两白银才成功。
白莲教起义虽然平定了,但清朝的国库也掏空了,乾隆帝留下的银子,一毛都没剩下,嘉庆帝抄和珅家得到了钱财,也都搭进去了。
嘉庆帝能力平庸,他虽然看到了清朝的问题,却没有能力改变,他也知道清朝落后于西方了,但他不敢违背祖制,取消闭关锁国的政策。
所以,清朝存在的内忧外患问题,就都被道光帝给继承了。
相比于嘉庆帝,道光帝的治国理政能力其实更差,对于西方有多先进,他不是很了解,也不愿意去了解,他深信一个道理:大事都被父祖办完了,自己只需要因循守旧,做一个守成之君即可。
因此,道光帝继位之后,只打算对清朝存在的问题小修小补,他认为只要自己够努力,定能守住大清江山。
别看道光帝年轻时颇具明君潜质,但他上台之后遭遇了重大挫折,然后就选择躺平。
道光帝继位的第一年,对军机处进行了改革,从而确保了皇权稳固,紧接着他就就对日益凸显的官场问题进行治理。
治理官场这件事,嘉庆帝也干过,主要是惩治贪官污吏,清查无能官员,但治标不治本,因为这是文化和制度问题导致的,不是一两场整风行动可以改变的。
道光帝治理官场,针对的也是这些问题,当时他下令各地督抚藩司清查陈规陋习,打算从制度上杜绝官员贪腐。
但是,行动刚一开始,就遭到了群体反对,因为官员们的利益受到了损害。
道光帝见群臣反应这么激烈,担心激起变故,便下令停止查办,还解释说自己对政务不熟悉,此事不但无益于民生,也有伤于国体。
不久,道光帝换了个花样,开始提倡“实政”,他在上谕中要求大臣们“实心实力”办事,此后又多次提及“从实”、“实行”等字眼。
但是,效果依然不佳,之所以如此,主要在两个方面:
首先,道光帝提倡“实政”,不过是空喊头号,没有制定相关的惩罚措施,从制度上进行保障,注定要失败;
其次,道光帝每次要求大臣们实心办事,大臣们却阳奉阴违、巧言搪塞,并且他所谓的“实政”,也是有限度的,即只在祖制允许的范围内,当“实政”与祖制发生矛盾时,也只能靠边站。
道光帝因循守旧,不愿意破坏祖制,这就注定他的改革不会大刀阔斧,也不会取得实际成效。
道光帝改组军机处的时候,清退了一些占着茅坑不拉屎的人,比如托津、戴均元,此二人都七老八十了,能力不强,脾气却很大,仗着自己资历深、威望高,不把年轻的道光帝放在眼里。
大学士曹振镛、吏部尚书英和、礼部尚书黄钺则被道光帝提拔到军机处任职,然而他显然是所托非人,在用人这一点上,他的眼光实在太差。
就拿曹振镛来说,他很受道光帝赏识,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太子太傅,其实他没有军功,文采也很一般,更没什么治国理政的能力。
有一次,曹振镛的学生问他,“您作为三朝元老,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曹振镛眯了眯眼,回答说,“就六个字,多磕头,少说话!”
作为汉族官僚的代表人物,曹振镛圆滑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每次跟皇帝和上司见面,都在不停表忠心,他认为少发表意见,就会少发错,只要不犯错,再把皇帝或上司交待的事办好,官职自然就可以得到提升了。
即便要说话,也要说在关键时候。
有一次,道光帝批阅奏章很累,搞得头疼欲裂,想要休息一下,却担心奏章批阅不完,被人说成荒废朝政。
曹振镛见状,知道自己该说话了,便对道光帝说,“在皇帝的英明领导下,现在国家已经是太平盛世了,但总有些大臣无事生非,说一些危言耸听的事,无非是为了博取虚名,臣认为陛下日后再批阅奏章,只需要挑一些细枝末节的错误,就可以让大臣们知道陛下明察秋毫,必不敢再上奏章搬弄是非了!”
在曹振镛的引导下,道光帝不但平庸,而且不那么勤奋,官员们再上奏章,也都“语多吉祥,凶灾不敢入告”,也就是报喜不报忧。
汉族官员如此,满臣又何尝不是?
道光帝提拔的另外一名军机大臣穆彰阿,也是个没什么能力之人,但他善于揣测心思,结果得到了道光帝的赏识。
对于穆彰阿,史书是这么评价的:
在位二十年,亦爱才,亦不大贪,惟性巧佞,以欺罔蒙蔽为务。
说穆彰阿爱才,也不是大贪官,但就是善于阿谀逢迎,专门干些欺罔、蒙蔽道光帝的事情。
相比于贪官污吏,像曹振镛和穆彰阿这样的人,其实才更可恶,以前贪官还可能是能臣干吏,但在二人的引导下,官员们不但贪腐横行,而且不干实事,甚至昧着良心粉饰太平。
比如,鸦片战争的时候,清军明明打了败仗,前线将士却谎报战绩,掩败为功,导致道光帝对战争出现了重大误判,而对战败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靖逆将军奕山,不但没有收到处罚,反而得到升迁。
道光帝很勤奋,非常忧心国事,但奈何身边都是庸臣,朝堂上下充满了虚假的谎言,他无法真正了解到清朝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等到他意识到的时候,已经无能为力了。
对于道光时期的官场,曾国藩曾这样说:
“九卿无一人陈时政之得失,司道无一折言地方之利病,相率缄默。”“以畏葸为慎,以柔靡为恭。”“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
当官员们在其位不谋其政,只顾保全自身、闷声发大财的时候,这个国家还有什么救?
被臣子麻痹的道光帝,面对虚假的盛世,他感到很舒服,自以为天下太平无事,干脆选择躺平,只保持必要的勤政,从而保全名声即可。
道光帝容易被大臣们欺骗,他本人也喜欢自欺欺人。
道光帝接手大清江山的时候,国库空空如也,他感到非常忧心,便在经济上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开放海运,改革盐法,允许百姓开矿,等等,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并不显著。
眼看开源不行,道光帝便想着节流,他以身作则,削减宫廷用度,据说他的生活十分朴素,吃得很简单,穿着也很简陋,衣服上到处都是补丁。
道光帝以为这样就可以上行下效,结果大家都把他当笑话,官员们虽然跟着穿带补丁的衣服,暗地里却继续大贪特贪,他却看不到问题所在,还乐得其中。
在军事上,道光帝也喜欢自欺欺人,这其实是平定张格尔之乱让他产生的错觉。
道光六年(1826年),大小和卓的子孙张格尔从浩罕汗国返回新疆,策划百姓发动起义,一度占领了喀什噶尔(今喀什)、英吉沙尔、叶尔羌(今莎车)、和阗四城。
道光帝得知后,当即做出了出兵平乱的决策,由于他用人得当,叛乱最终被平定,清朝对新疆的统治得以稳固。
这是道光帝人生中最高光的时刻,也让他对清朝的军事实力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自以为清朝还处在乾隆时期的强盛,结果没几年悲剧就发生了。
道光十九年(1839年),面对日益严重的鸦片问题,道光帝决定采取铁腕手段予以制止,为此他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虎门销烟。
林则徐虎门销烟期间,道光帝的态度的确是坚决的,给予了林则徐很大的支持,那些反对销烟的大臣许多都受到了制裁。
虎门销烟之后,列强无利可图,为了逼迫清廷就范,便向清朝发起进攻,鸦片战争爆发。
在此之前,清朝在军事上的成绩堪称辉煌,康雍乾时期的开疆扩土就不用说了,嘉庆时期规模浩大的白莲教起义,不最终也平定了吗?
可以说,清朝在军事上是辉煌的,什么敌人没见过,谁要是敢侵犯清朝,必有来无回。
道光帝鉴于历史经验,认为洋人并不可怕,“天朝”可以速胜,但他忽略一个问题,清朝的八旗和绿营已经被证明为战斗力很差了,平定白莲教起义的地方团练也早就不复存在,反观有科技加持的列强,拥有坚船利炮,这些问题他都不了解,却盲目自信。
战争开打后,清将要么逃走,要么消极抵抗,即便有少数人顽强作战,但也是屡战屡败。
面对如此困境,前线将士却谎报军情,说清军不断取胜,道光帝却信以为真。
然后,战争开打后不到两个月,英军就抄掠沿海,一路北上,快速打到了天津大沽口外,一旦天津没有守住,那北京就危险了。
到这个时候,道光帝才如梦初醒,原来英军这么强大,清军可能真的打不过。
为了阻止英军继续进攻,道光帝决定认怂,他听信谗言,将导致战争爆发的罪责推到主张销烟的林则徐和邓廷桢头等人上,然后派遣投降派官员琦善与英军谈判。
都到了这个地步了,诡异的事情却再次发生了,道光帝竟然要求琦善既不能割地赔款,也不能与英军发生军事冲突。
强盗都打到家里来了,道光帝既不让已经闯进屋里的强盗抢走东西,又不必跟强盗搏斗,简直天真到让人忍俊不禁。
琦善很为难,为了使英军撤军,便私自割让香港岛,道光帝得知后很生气,派人锁拿琦善,然后与英军再次开战。
结果毫无疑问是清军再次战败,道光帝能让奕山这样的人当主将,可见其用人眼光之差,当然清朝无人可用,人才断层,也是不争的事实。
道光帝见自己无论怎么努力,都打不过英军,因此感到绝望,便再次派遣耆英与英军议和,签订了清朝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列强瓜分中国狂潮就此开始。
鸦片战争中,道光态度摇摆不定,指挥失误,最终导致战败,使得中国蒙受耻辱,进入到半封建半殖民社会,他也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跨古代和近代的皇帝。
这场战争彻底将道光帝打醒,他充分意识到清朝的落后,自此之后一蹶不振,彻底躺平。
所谓知耻而后勇,既然道光帝认识到清朝不如西方列强,那就趁局势还未完全失控之前,赶紧采取措施,一举解决内忧外患,从而实现弯道超车,但实际上他啥也没干。
鸦片战争给了道光帝以暴击,把他的心里防线彻底摧毁了,让他完全丧失了自信,什么天朝上国、万邦来朝,早就是过去式了,现如今他只想怎么保住江山,保住皇位。
对内,既然臣子们喜欢粉饰太平,那就随他们去,道光帝也可落得个耳根子清净,只要百姓不造反就成。
对外,道光帝则一味妥协,《南京条约》之后,他又相继签订了好几个条约。
先是英国,认为清朝不愿意改变闭关锁国的国策,也不是不可以,但必须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地,道光帝为了息事宁人,与英国签订《五口通商章程》,作为《南京条约》的补充。
五口通商格局的形成,意味着清朝大门已经打开,列强将纷至沓来。
美国见清朝原来这么弱,为了不落后于英国,便将军舰开到沿海耀武扬威,逼迫道光帝签订《中美望厦条约》;法国也有样学样,用武力威胁清朝,迫使道光帝签订《中法黄埔条约》。
这两个条约的存在,使得美国和法国享受了与英国同等的在华权益,中华民族的危机开始越发高涨,留给清朝的时间不多了。
道光帝是个十分诡异的皇帝,他青年时期表现优异,却在继位后迅速趋于平庸,尽管他在位长达三十年,却几乎没什么作为,唯一被认为是一大功绩的清平张格尔之乱,其实也被过分夸大,因为这场叛乱规模并不大,但道光帝事后却疯狂为自己歌功颂德,从而进一步麻痹了自己。
历史的关键节点,需要道光帝挺身而出,挽救清朝危机,他却选择躺平,他一生都因循守旧,不敢做半点违背祖制得事情,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怎么也走不出来。
之所以如此,或许是道光帝的前几任皇帝都比他优秀太多,他认为按照前人的脚印走才是最正确的路,所以刻意压制自己的想法。
道光帝治家有方,几个儿子都培养得不错,他本人也很节俭,私人品德没什么大问题,史书对其给予正面评价,但他在治国这件事上却不合格,许多史学家说他缺乏当皇帝的天赋,没有帝王必须具备的洞察力和判断力,这也是他失败的根源所在。
也有人认为,道光帝其实在为乾隆帝和嘉庆帝背锅,因为清朝从乾隆时期就落后于世界了,换个人面对鸦片战争,也是一样失败。
笔者认为,一个国家的衰落,不是某个人某一时造成的,而是长期系统性崩塌的结果,只能说从乾隆帝开始,清朝就拒绝与世界接轨,而嘉庆帝、道光帝、咸丰帝则因为太过平庸而加剧了危机。
到了晚清,准备跟世界接轨了,却在时间上来不及了,最后在革命的狂潮中覆灭。
道光帝,只是清朝灭亡的责任人之一,他去世于1850年,他死后60多年,清朝就灭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