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前后，海参崴的最繁华街道几乎全是中国人的商业天地。蔡氏商行、邰文忠剧院和纪凤台商行将这片黄金地段打造成了所谓的“百万庄”。这里，街道上是琳琅满目的商铺，地下则藏匿着鸦片馆、货铺、理发馆等各种设施，生意兴隆、热闹非凡。

然而，到了1937至1938年间，苏联政府在“肃清外国特务”的名义下，发动了多轮大规模抓捕，数以万计的中国人被强行流放、枪决或遗弃，整个远东地区的华人几乎在一夜之间人间蒸发。曾经为这片土地贡献巨大力量的华人，最终沦为了无家可归的亡魂。

1936年4月17日，联共布政治局通过决议，要求年底前彻底肃清海参崴“百万庄”中的全部华人，且此命令不需经过地方政府，而是由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远东边疆区管理局直接执行。那时，这一街区的华人数量曾高达数千人，是远东最大的华人聚集区之一。位于谢苗诺夫大街和朝鲜大街交口的这一地段，曾是市区最繁华的商业心脏地带。

同年6月17日，政治局再次发出指令，要求行动必须避免外界误解为“针对中国人”，但清洗的目标却没有丝毫改变。为了确保彻底打击，1937年12月29日，苏联发起了第一次针对中国人的大规模抓捕，代号为“中国行动”，参与人数超过1100人。内务人民委员会指挥了大量车辆，清晨突袭了中国人的居住地，逐户搜捕。

到1938年2月下旬，第二次大抓捕迅速展开，这一次内务部带走了2005人，场面如同临战，民众四散奔逃，领事馆前更是排起了上千人的避难队伍。而到了3月下旬，第三轮抓捕人数更是达到了3082人，抓捕地点甚至扩展到街头和公交车上，妇女儿童也未能幸免。

据中国驻海参崴领事馆的电报记载：“这种蛮横的行为堪比庚子年驱逐华人的历史事件。”没有法院、没有律师、没有审判，内务人民委员会便开始直接组织大批中国人被押送到西伯利亚劳改营和行刑点。被捕的华人常常受到酷刑，夜以继日的拷问，有的被迫跪在火炉旁接受刑讯，许多人在饥饿和严寒中死去，甚至被枪决。

在1938年4月到5月的审判中，仅一轮便判决了3123人枪决，而剩余的人则被流放到北极圈的劳改营，在零下六十度的极寒天气中，很多人因饥寒交迫而死。在一次流放中，270人中有269人死于冻饿，唯一的幸存者因为是厨师，才侥幸逃过一劫。

到1938年7月，苏联政府发布《迁徙远东华侨的办法》，安排8025人乘火车离开，结束了他们的最后一段旅程。到了1939年，滨海边疆区的华人数量已降至仅351人。海参崴的中国人，彻底消失在这片曾经的故土。

这场清洗，除了“逮捕”，还伴随了一系列的清除工作。1938年，苏联当局拍卖了所有华人的房产，并下令禁止华人入境、禁止新移民落户，还强制撤除城市中的所有中文标识。这场针对华人的“抹除”行为，几乎彻底摧毁了这片曾是中国人商业与文化重镇的土地。

自1858年《瑷珲条约》和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后，俄罗斯夺得了乌苏里江以东4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海参崴也从一片荒芜之地逐渐发展成了军事要塞。沙俄政府为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开始大规模招募华工。到了1911年，海参崴的华人数量已达到11.1万人，占据了当地人口的近半数。华人商人曾在1912年控制了1089家企业，是俄罗斯本地商户的近十倍。

在商业、建筑、运输和小商品市场等多个领域，华人几乎垄断了所有重要行业，成为当地经济的重要支柱。港口、火车站、州议会大楼、电报局乃至军营等重要设施，几乎都由华人承建。即便是滨海边疆区理事会和电台大厦，亦是由华商刘寇默和桑新云承建的。

然而，1929年中东路事件后，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政权开始对华人进行公开打压。从封闭华商、禁止汇款，到强迫购买公债，逐步展开对华人的经济压迫。到1935年，政策转向高压，借口是“防日”，但实则意在“肃清”所有非俄裔强势族群。华人商人和工人群体，成为苏联眼中的“潜在威胁”。

1936年，政治局下令“肃清百万街”，并明确将目标锁定在“华商”和“华工”身上，认为他们经济上有实力，政治上难以控制，文化上具有凝聚力，是威胁民族统一的力量。1937年12月22日，内务人民委员会下达了绝密命令，所有中国人，不论国籍，只要“涉嫌挑衅”，一律逮捕。尽管行动代号为“中国行动”，但其实针对的群体极为广泛，手段也极其残酷，目标明确，意图彻底清除远东的所有中国人。

这场清洗，不仅波及了“来赚钱”的商人，还影响到那些曾经效忠苏联的华人革命者。列宁学院、远东大学、情报机关、华人部队、共产党团员等都没有逃脱这一清洗。到1938年，仅列宁学院就有180名华人师生被捕，400名华人中，只有89人得以保留自由。

1938年后，苏联远东的华人已经几乎消失殆尽。大规模的抓捕、流放、遣返，导致几十万华人失去了踪迹。2009年，海参崴郊区的施工工人意外挖出了一处万人坑，现场发现了大约480具尸骸，这些人都被双膝跪地，后脑中枪，子弹型号为1930年代苏军标准配备。2010年，进一步发掘出带有1937年9月18日的中文报纸、儿童珠串、皮包和瓷碟等遗物，这些物品明确显示，这些死者是中国家庭成员。

在遥远的西伯利亚劳改营，数以千计的中国人被强迫劳动。在极端寒冷的气候下，长时间的高强度劳动使得死亡率高达九成以上。1940年代，一名山东老汉郭金玉因涉嫌“非法越境间谍”被判刑八年，他在劳改营中遭受了极度的折磨，失去了视力、听力，语言不通，依旧被关押在恶劣环境中。

到了1939年，远东滨海边疆区的华侨数量仅剩351人，而在此之前，人数曾一度接近30万，包括华工、商人、革命者、学生等各类人群。这场“清洗”并非因战争而起，而是苏联体制下主动执行的民族政策，是在“反特务”名义下实施的系统性种族迫害。

对于这场清洗，苏联没有给受害者立碑，也没有道歉或赔偿。中国的回忆沉默无声，直到新中国成立后，部分幸存者才陆续回到祖国，他们带回的不仅是故事和档案，还有一些亲人的骨灰。

遗忘并不是历史的终点。对真相的探寻，才是对那些遭受迫害者最深切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