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作为文献史料而言，笔记、日记是历史文献学研究的重要对象。

笔记一体，始于汉魏，兴于唐宋，盛于明清。古代笔记，存世甚夥，以数量而论，又尤以清代为多。笔记的“出身”不贵，“小说家流（按：在古代，笔记与小说往往合称，归于一类），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汉书·艺文志》），作为野史稗乘，于作者于读者往往都只是用来消闲遣日而已。笔记的身份虽“野”，但从史料学的角度，却自有正史所不可替代的价值。由于笔记内容庞杂，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这就为后人提供了丰富的史料资源，进而扩充了官修正史所载的历史内容。笔记中常有关于作者亲身所闻所见的记述，此种史料因系亲历而具有较高的真实性，有时又能起到补正史之阙的作用。

日记萌发于汉，兴起于唐宋，衰落于元，而鼎盛于明清，其发展情况与笔记大致相同。作为史料而言，日记与笔记有着较为类似的特点。在内容上，日记亦是包罗万象，无所不记，如记事日记、学术日记、出使日记、出征日记、纪游日记等，即是据其内容而所作的类型划分。一般而言，日记大都是写给自己看的，主观上并无公开的愿望（也有的日记，作者撰写的本意即是要示之于人，如李慈铭《越缦堂日记》），故其所记的真实可靠性，甚至更要在笔记之上。日记中记述人、事较注重细节，且系有年月日，此种史料既具体而又有时间性，诚为学术研究的第一手珍贵资料。邓云乡先生曾说：“我最爱看古人日记，在日记中看到的大都是活泼泼的坦率自然的活人，在文集中看到的则是衣冠整齐、道貌岸然甚至装模作样的假人，而在历史书中则常常看到的是斧削的或殡仪馆化了妆的死人。假人、死人自然都没有活人亲切好看。”邓氏的比喻，颇为贴切，生动地说明了日记作为文献史料的独特性。

目前的学术界，笔记与日记的史料价值已日益受到重视。笔记、日记的内容虽丰富，但亦因系随笔所记而杂、散，有的还是潦草的稿本，直接使用较为不便，因此要想利用好它们，整理的工作又需先行。早在20世纪60年代，谢国桢先生即有对笔记资料进行分类汇编的倡议。近几十年来，陆续亦有汇辑笔记、日记资料的编著出版，但数量并不多。此项工作，正有待学界同仁们更多的投入。

清代是笔记、日记最盛的阶段，此阶段的笔记与日记，对研究清史无疑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谢国桢先生曾云：“我们研究明、清以及近代史迹，从这些野史稗乘的记载中，可以揭露历史上各方面的情况，丰富历史的内容。这种资料的价值，也就如研究殷商时期之有甲骨文字，研究两周历史之有铜器铭文，研究两汉之有西北出土的简牍和汉代画像石，有同等的重要性。”笔者自2002年攻读博士学位起，一直在做清代艺术家个案研究的工作。在研究的过程中，对笔记、日记史料的利用较多，并切实认识到笔记与日记作为文献史料的重要性，于是便萌发了整理清代笔记、日记中书法史料的念头。新中国成立以来，汇辑古代书法理论的编著并不多，多年来为人们耳熟能详并广为利用的是《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明清书法论文选》（上海书店）等。这几部书论辑录，对于研究与学习书法史论曾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从发展的角度，要想更深入地研究书法史论，这几本参考书无疑又是远远不够的。1996年，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华人德先生主编的《历代笔记书论汇编》（下简称“《华编》”），将书法史论资料的辑录范围扩大到了笔记，这算是往前进了一步，但对于整个书法史料的工作来说，还只是初步的开始，有待着研究者的继续整理与挖掘。

此次整理，共查阅了一千余种清代笔记与日记，从中检得有资料者二百余种，多者数百则，少者一二则。其中见录于《华编》者四十七种，但拙编所辑，每种资料则数都要多于《华编》，有的甚至多出不少，这或许是其编者的疏忽，抑或是选录的范围不同（《华编》侧重于“书论”，拙编则扩大到“书法史料”）。这些整理出来的资料，内容颇为丰富，涉及书法史论的各个方面，其数量远远超过了正史中有关书法的记载。由此可见，除了书法方面的专门著述外，笔记、日记亦实为书法史料的一大渊薮（另外，诗文集、地方志、手札、题跋等，也是书法史料的重要来源）。研究清代书法史者，必须得重视这些史料的文献价值。

在清代笔记、日记中，有关书家传记的史料不少。拙编所辑录的传记史料，其内容包括书家的生平事迹、掌故以及艺术活动等情况，是编撰书家传记、年谱的重要资料。从资料来源而言，传记史料可分为“亲历亲闻”“遗闻轶事”“转录前人著述”三种类型。

一、亲历亲闻的传记史料

关于书家传记的史料，一般以同时代人所记为贵，其中又尤以与书家相识者所记可信度为高。此种史料，亲历亲闻是其重要特征。书家之成就有大小，大者乃大家、名家，小者为小家。在清代笔记中，名家与小名家的资料均有不少。下面先谈名家史料。

王铎@AI书画谱

（一）名家传记史料

谈迁《枣林杂俎·仁集》中，有王铎史料一则：

孟津王铎（觉斯），耽诗工翰墨，五言诗至万首。尝微疾，弟劝其辍咏，笑曰：“此即一诗目也。”张冢宰再推词林枚卜，首姜詹事，次及铎，以上旧也。迁时对冢宰曰：“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为宰相则不足，孟津是也。”冢宰然之。铎将入朝，冢宰书规以约束子弟家人，毋辄通宾客。铎过冢宰曰：“吾毋他望，所期后日史上，好书数行也。”……尝作奏，误书“皇下”，再被诘。胶东滨行，嘱以渐退，骇问其故，曰：“人臣道不行则去，毋俟人弹文也。”始，上出十扇命书，俱录先正格言。诸珰亦求书，意难之，胶东曰：“足下负书名，安能拒乎？”铎本文士，处非其仕，仕清历礼部右侍郎。壬辰三月，遣祭西岳，道卒，赠尚书，谥文安。

谈迁（1593～1665年）与王铎（1592～1652年）年岁相若。张冢宰，即张慎言（1578～1646年），明崇祯朝官吏部尚书，谈迁在南明朝曾受其赏识。此则史料，记述了王铎“耽诗工翰墨”及从政诸事，当为研究王铎者所重视。其中对王铎“为翰林学士则有余，为宰相则不足”的评价，颇为允当——王铎实本一文士而已。“吾毋他望，所期后日史上，好书数行也”的自我表白，则反映了当时王铎在从政与从艺上的不同态度。此句曾为《中国书法史·元明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下篇第七章第五节《王铎》引用，但遗憾的是，书中错以“张冢宰”为首辅张至发，且将此事误系于崇祯十年（按：“枚卜”者，乃选大臣为大学士之谓，此当为明福王政权授王铎为东阁大学士时之事）。

清初宋起凤（生卒年不详）《稗说》卷一中亦有关于王铎的资料——《王文安书画》：

往见孟津王文安公作书，科首衣短，后衣不距案，两奴张绢素，曳而悬书，书不任指，乃任腕。必兴会至，始为之。虽束绡立扫尽，续以楮幅短扇，至裂歌裾杂进，无不人人餍所欲去。墨酣后，又能为蝇头小楷。间作画，画出入董、黄间，螺气滃晕，秀色润纸面。数令善歌者喁喁座次，而身和之，且和且书，佐以诗文及古今韵事谑语，倦而后已。已进酒，不再行，即呼食具。性喜啖麰麦，最嗜北地桃花冷淘与新韭粉饵，杂醯蒜，立可尽。釜鬲少选，就弄杯勺听歌，街鼓动，方罢去。公自言归，而马背车轼或入厕，尚成诗若干首。至拥衾枕，未即卧，犹张烛从榻上属草不休。前辈风流举动，诚近代一段佳话，琅琊后人自不俗乃尔。公有《琅华》《瑶华馆》诸帖行世，独家藏《拟山园石刻》颇佳。藉茅即世后家中落，收辑无人，残篇断简，散失四方。公弟大愚公曾于白门镂公平生诗文全集，未行而大愚亦殁。其梨枣今藏泰州宫宗衮家，宗衮郎君为大愚婿，故授之。余向请集于宗衮，诺而未见及，寻当索之也。

此则记王铎作书、饮食、赋诗、刻帖、诗文集等。其中记作书场面甚为详尽，“悬书”“任腕”“兴会”“且和且书”，又言系亲见，故颇具参考价值。至于饮食、赋诗之事，虽与书法无涉，亦当有助于对书家人物的进一步了解。

《稗说》中尚有二则涉及王铎的资料，卷三《陈樾楼》：

陈焯，字默公，别号樾楼，皖郡人……孟津王文安公好古文辞，素慕默公，知不可邀致，乃造门与语。语多及今古诗文得失，不他及。公大悦服，自叹五十年老叟沉酣风雅无所遇，今乃为吴下阿蒙屈耳。嗣是，公数过闲园，过则默公出酒脯佐谈。乞公书画，公不少难，且谈且应之，笑谓曰：“吾之书，卿之诗文，自今交，相质毋吝惜也。”故默公得公手墨良多。

此则本为记友人陈焯（生卒年不详），王铎与陈氏的这段诗文交谊，当系陈氏见告者，故亦可信。卷四《李、郭戚畹》：

戚畹郭公，号涵星，好学，亦善书，书法米。平生自朝会外，休沐之暇，谢绝宾客，掌临摹不释手。小倦则呼酒征歌，恒与长安文士游，于同列朝贵反漠然不相接。比孟津觉斯王公方以书知名，郭独岳岳不肯下，尝谓曰：“今人学书，动称古法，然须变质为主。苟徒貌古人之成迹，窃其一二，而运笔任腕，不觉己意交乘。纵曰我熟某家，未造作者实地，自行己法，是名野战，难欺识者。且右军诸公千载以上，比当从古字宜矣。至今诸帖，无一不与时合。乃孟津于结构姿态不能化己质，又好奇用古字，雅称述古，其愈失矣。谓之解书则得已，若云代兴或未之许也。”其论书不相下如此。第其书出，士大夫亦重之，终以戚畹故，又性不肯俯仰，止著名畿辅间，而四方无知者。

此则记明末戚畹郭振明（号涵星）。郭氏于史无闻，令人更感兴趣的是他对王铎书法的评价。这段来自同时代人的评价，是关于王铎书法批评的较早资料，值得研究者重视。王铎书法在明末已声名籍甚，但亦并非众口交赞，如郭氏即指出了他“于结构姿态不能化己质，又好奇用古字”的“缺点”，且认为“谓之解书则得已，若云代兴或未之许也”。王铎曾在自跋中对别人称其书法为“野道”而连呼“不服”，恐怕正是因郭氏之类批评而发的。

郑簠@AI书画谱

郑簠（1622～1693年）是清初隶书成就最高的书家，其友人靳治荆（生卒年不详）《思旧录》中有二则资料，《汤先生燕生》：

（汤燕生）篆书古淡入妙，不在伯奇、子行下。闻先生昔与谷口翁同究各体书学，无不透达壸奥。谷口专以分隶鸣，而更不作篆，意不欲以相掩，两贤得无同心邪。《郑谷口（簠）》：

簠字汝器，本贯莆田，世居江宁，自号谷口农，故无论识与不识，皆知白下有谷口先生者。先生为旧京人物，熟晓兴废间事，前辈名流，皆与游处。博雅好结纳，精于医，而尤邃于嗜古，家藏历代碑本及秦汉印章、名画法书甚富。其论分隶之学，惟以汉为宗，占地甚高，故运笔自古。人挟势力求书，迁延累岁月，卒不可得；而于所契合，即不惜欣然从事。其和而介，大率类此。常见酒酣起舞，白雪在窗，红烛在几，墨池鱼龙跃跃欲飞出。更发爆竹数声以作其气，然后攘袖濡笔，对客谈笑挥洒，所积大小若干幅立尽，犹盘礡有余勇，坐客叹服。昔赵寒山作篆如作草，一时推为独步，今谷口于分书亦然，后世必有知而论定之者。江上有地，名石柱冲，古梅盛开，带山映水者数里不绝。谷口载酒，邀予暨诸同人往游，流连竟日。欲构草堂于其地，以为他年信宿计，属予为之记，皆未果。会壬申秋，余别入关，越岁遂传凶问，嗟嗟江梅无恙，主人已非矣！一子蚤世，今嗣孙已成立，予为输粟入雍，在南中读书。

则一言郑簠与汤燕生“同究各体书学”。汤燕生（1625～1692年），字元翼，号岩夫，工篆隶，安徽太平人，明亡后弃诸生，寓居芜湖。此则中，有关于郑氏“专以分隶鸣，而更不作篆”的说明——两贤“不欲以相掩”，此一说法，未经人道及，可供参考。则二介绍郑氏的籍贯、交游、收藏、书法等。称其“论分隶之学，惟以汉为宗，占地甚高，故运笔自古”，作书则“酒酣起舞”，“更发爆竹数声以作其气”，“所积大小若干幅立尽”，由此可知郑氏书学之宗旨，以及创作时对“作气”的重视与书写之快速。“昔赵寒山作篆如作草，一时推为独步，今谷口于分书亦然”，则又以明代赵宧光（寒山）草篆来比况郑氏隶书，可谓的评。

陈奕禧（1648～1709年）是清康熙间的书法名家，目前关于其书法的研究还很少。其诗文老师王士禛（1634~1711年）的笔记中，有资料三则。《居易录》卷一：

门人陈奕禧（子文），海宁人。善为诗，尤工钟王书法。以太学上舍仕为安邑丞。著《皋兰载笔》《益州于役记》十余卷。

《居易录》卷三：

门人吴雯（天章）、蒋景祈（京少）、查嗣瑮（德尹）偶集邸舍，谈及门人陈奕禧（子文），在京师时上陆嘉淑（冰修）诗云：“借问如何是拨镫？”冰修，陈同里尊行也，与子文皆以书法名，见诗，甚恚。子文近自安邑丞迁知深泽县，有大吏颇自矜其书。查言子文倘以书法见知，定自水乳。予笑云：“固然，第不可献诗问拨镫法耳。”合坐大笑。

《分甘余话》卷三：

门人陈子文（奕禧），号香泉，海宁望族。其家簪笏满床，子文独以诗歌、书法著名当世。其书专法晋人，于秦汉、唐宋已来金石文字，收弆尤富，皆为题跋辩证，米元章、黄伯思一流人也。康熙庚辰，以户部郎中分司大通桥。一日，东宫舟行往通州，特召之登舟，命书绢素，且示以睿制《盛京》诸诗，赐玻璃笔筒一。后亦召至大内南书房，赐御书。甲申出知石阡府，戊子补任南安。江西巡抚郎中丞重其名，求书其先世碑志，而子文忽以病卒官。妙迹永绝，清诗零落，所藏金石文字，不知能完好如故否？其子世泰，以书名，世其家，必能藏弆，不至散佚。生平与蒲阪吴天章（雯）最善，今先后下世矣，悲夫！

此三则资料，介绍陈氏之生平事迹、书法、收藏等，未经人充分使用，可供研究者采撷。以诗见重于王士禛的金埴（1663～1740年），在其所撰《巾箱说》中，亦有二则涉及陈氏之资料：

予家有世传李后主澄心堂纸一番（内有经纬），乃曾王父太常府君所珍，世父子（讳炯）公藏之数十年，从不以示人，予未一见也。弟墨香（堂）携之至长安，诸名公卿索观者日日屦满。陈太守奕禧（香泉）不惜百日之功，手书册子十帧，与予弟易之去，而题诗于一帧之后曰……墨香素工书，虽轻弃先人法物，而从此尽得香泉衣钵。其书署香泉名，香泉几不能辨，尝举以似人曰：“得吾书法者，海内十八家，吾儿第一，次则金墨香矣！”（后香泉以进于内廷，御鉴甚褒，遂以染濡宸翰焉。）

小山姜者，德州名士，乃田少司徒紫纶（雯）先生之冢孙。先生所最爱，比之郑康成之孙，因名同之，字砚思。又先生自号山姜，而以小山姜呼之焉。丁酉六月，予与订交历下，甚相契合……（小山姜工书，得香泉笔法而能自成一家，尤为近日海内书家所推。）

则一记金埴弟堂（墨香）学陈氏书，陈“几不能辨”：“得吾书法者，海内十八家，吾儿第一，次则金墨香矣！”则二记田同之“得香泉笔法而能自成一家”。由此，可知陈氏书法在当时颇有效仿者，而其书作中，恐亦有能以假乱真的代笔或赝品。

黄易@AI书画谱

黄易（1744～1802年）是乾、嘉间的著名书家、印人及金石学家。他的友人王宗敬（生卒年不详）在《我暇编》中为其撰有小传：

黄小松司马名易，号秋盦，钱塘人。昔为郑公制锦幕友，司笔墨，嗜金石。由川运例捐从九品，拣发东河。于乾隆戊戌年到济□□由朱豹泉托顾芦汀为之嘘拂。时芦汀寓舍下，遂得交焉，曾为余镌“芝兰生于深林”青田印。后幕姚大司马署，渐升至运河同知。集宋以上碑帖过五千种，搜辑古镜、古钱最多。自画《得碑十二图》《嵩岳岱山图》，皆脱去笔墨恒境。其画古洞，则作望外之势，并画洞中石态崚嶒。近年公以中痰甫愈，请假时多，得常常晤，且时饮食，尽展所有以示。收藏之精，世所罕及，名人扇面尤多。凡作扇诸公，均为署其家世本末。而于倪云林、左太冲及本朝陈恪勤诸忠义之士，每拳拳不忍释。公之秉□，亦可见矣。其斋中如唐造像一铺，翁覃溪阁学作蝇头题缀，乃其先人松石先生共患难者。公述其事，犹令好古者危。其《石经》乃宋搨，即鸿都蔡中郎残字一百余者。宋拓《西岳华山碑》《□□山碑》全本，皆稀世之宝。而访求武梁祠，钩摹《范式碑》，其功尤巨。在济所交，如郑君鲁门、李君铁桥、郑君镇堂，与余皆泲人。郑君年已八十三，李公亦聋且病，又以售医混于世，余贫而饥驱。今黄公于嘉庆七年二月廿二日卒于司马署，其子元长投效南河为簿，性聪颖，惟不能□先志。婿李君，一富家郎，亦不知外舅所重。恐将来珍藏古物，尽就沦亡，则数千年考据所归，古今来名人心血，一旦聚而歼旃，所系甚大。余见郑君镇堂富而好古，亦精于笔墨，又为黄公友，特嘱其留意。庶黄公一生裒辑之功，承其志者，不在子而在友，亦书画金石之幸也。

此则记黄易生平履历、碑帖金石收藏、交游、子婿等情况，颇可参考。黄易的金石友人李东琪（铁桥）、郑支宗（鲁门）、顾文鉷（芦汀）等，在《我暇编》中亦均有小传，这些资料，当有裨于对黄易金石艺友圈的研究。

阮元（1764～1849年）与黄易素有金石交往，在他的《小沧浪笔谈》卷二中，亦记有黄易二则：

钱塘黄小松（易），为贞父先生后人，任兖州运河司马。书画篆隶，为近人所不及。收金石刻至三千余种，多宋拓旧本，钟鼎彝器钱镜之属，不下数百。予每过任城，必留连竟日不忍去。小松尝自作《得碑二十四图》，及《嵩洛泰岱访碑图》，以秀逸之笔，传邃古之情，得未曾有。尊人松石先生，与张得天司寇为莫逆交，张书间出其手，人莫能辨。尤工小篆、八分，得者珍如球璧。母梁夫人，工词翰六法，诗卷尤富，其已刻者有《集唐梅花百咏》，金寿门题曰“字字香”。小松书画之学，有自来矣。

小松为丁敬身先生高弟，篆隶、铁笔，实有过蓝之誉。尝谓刻印之法，当以汉人为宗，萃金石刻之精华，以佐其结构，不求生动而自然生动矣。又谓小心落墨，大胆奏刀。二语可为刻印三昧。生平不轻为人作，虽至交亦不过得其一二石。作者难，识亦匪易，故当推为海内第一。

《小沧浪笔谈》乃阮氏记提督山东学政两年间（1793～1795年）之事，黄易时官兖州运河司马。则一中，阮氏对黄易的金石收藏颇为艳羡，“每过任城，必留连竟日不忍去”（按：黄易的金石收藏，对阮氏编《山左金石志》当有帮助），并称黄易书画有家学：其父黄树穀（1701～1751年，号松石）擅书，与张照（1691～1745年，字得天）莫逆，尝为张代笔，而人莫能辨。则二记黄易印论，值得注意的是，黄氏所说的“萃金石刻之精华，以佐其结构”，意即主张印章字法向金石碑版取法，此实是后来赵之谦“印外求印”篆刻创作模式的先声。在此则中，阮氏对黄易颇有赞词——“实有过蓝之誉”“当推为海内第一”云云，可见其对黄氏书、印推扬之程度。

阮元曾官杭州，故与浙派印人多有交往，除了黄易外，他在《定香亭笔谈》中还谈及奚冈、陈豫钟、陈鸿寿、张燕昌诸印人：

铁生旷达耿介，闭门谢客，虽要津投刺乞画，非其人不可得见，亦不能强也。六法之外，隶古篆刻靡不精妙。诗抒写性灵，超然绝俗如其人。汪稼门方伯志伊欲以孝廉方正征之，不就。（卷一）

钱塘陈秋堂（豫钟），深于小学，篆隶皆得古法，摹印尤精，与曼生齐名。秋堂专宗丁龙泓，兼及秦汉，曼生则专宗秦汉，旁及龙泓，皆不苟作者也。曼生工古文，擅书画，诗文又其余事矣。（卷一）

海盐张芑堂（燕昌），举孝廉方正，入省，有胥吏弄文阻之，欲其来解也。芑堂拂袖去，云：“吾若与猾胥接一言，有负辟荐矣。”予闻之，即征来省，特列荐章中。芑堂本王韩城师所举优行生，名望素符真士，无虚声也。尤嗜金石，尝自摹吉金贞石文字为《金石契》。又尝登范氏天一阁，摹北宋《石鼓文》，勒石于家。余借其本，合明初拓本，重摹十石，嵌置杭州府学明伦堂两壁，并赠芑堂诗云：“铭铸彝款象牺，每看一字百摩挲。却因好古生偏晚，不见苏（颋）韩《猎碣》多。”（卷二）

以上四人，奚冈（1746～1803年，字铁生）、陈豫钟（1762～1806年）与阮氏是友人，陈鸿寿（1768～1822年，号曼生）幕阮署且执弟子礼，张燕昌（1738～1814年）曾受阮氏举荐。这些文字，皆为研究浙派印人之资料。

包世臣@AI书画谱

关于包世臣卒年与晚年事迹的问题，在学界有争议。金丹先生在《包世臣书学的重新审视》中持“咸丰五年（1855年）”说，且认为包氏自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卜居南京后一直未曾离开，最终卒于南京。其论文注释中有按语，列各家所记：“《清儒学案》卷一三六《安吴学案》载：‘咸丰三年卒，年七十九’”，“《续碑传集》卷七九：‘癸丑岁（咸丰三年）以避粤贼之乱卒于途’”，“李祥《药裹慵谈》卷五：‘安吴转徙淮北，遇盗惊悸而卒’”，“《清史列传》第十九册七三卷载：‘咸丰五年卒，年八十一’”，“蔡冠洛《清七百名人传》：‘咸丰五年卒，年八十一’”，“胡朴安《包慎伯先生年谱》按：‘《三续疑年录》据阚氏仲韩述，是年（咸丰五年）先生卒’”。很显然，金文赞同的是后三家说法。近又见到王幼敏先生《包世臣的卒年及晚年事迹新证》一文，此文通过对故宫博物院所藏一件包世臣肖像画题跋的分析和研究，对包氏的卒年及其晚年事迹作了考证，其结论与金文完全相左，认为包氏卒于咸丰三年，而包氏的终老之所亦并非南京（包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六月应河帅聘赴袁浦佐河务，咸丰三年[1823年]二月被其子接到海州养病，岁暮卒于海州）。王文资料翔实，考据谨严，其结论是可信的。其文中关于包氏卒年的结论，与《清儒学案》《续碑传集》正同，惟《续碑传集》称包氏“卒于途”，而略有异。齐学裘（1803～？）《见闻随笔》卷十一有《包大令》一则，可作王文结论之佐证：　

安徽泾县包慎伯大令世臣，先子之故人也，著有《安吴四种》集传世，工书法。中岁为江西县令，因漕挂误，去职归田，流寓扬州、白下等处。咸丰二年，余刻《宝稧室法帖》初集十二册成，二集六册、三集六册尚未告竣。出游袁江，访慎翁于河帅园中，以所刻先集、拙诗集、拙书帖《宝稧室法帖》就正有道，谬加褒赞不已。手书联屏见赠，楹帖云：“日有所思，经史如照；久于其道，金石为开。”屏书六片。与余论书学源流，颇以余为知音。又作拙刻“宝稧室法帖”五大字，并长序一篇见惠，写作精妙，归付剞劂，弁诸帖首。暇即徒步访余于于湘山观察旧雨轩，畅谈逾时而去。时高伯平、钱东平寓王公祠，日中会晤，四人同饮。东平好食鱼翅，每饭必具鱼翅一大盘，慎翁劝东平少食鱼翅，讽其日用太费也。东平笑曰：“包老恐我要饿死。”余曰：“东平自饿不死。东平每饭，必食鱼翅，恐为食肉者垂涎侧目尔。”慎翁闻言，捧腹大笑。别后，闻慎翁往海州就养哲嗣兴实任所，途中遇盗，不知宝藏王右军《大都帖》墨迹无恙否。受惊，寻卒。逾数年，屡见兴实刺史于丹阳仙庙粮台。今记慎翁两世交游，并录其《〈宝稧室帖〉序》于后，毋忘父执之高谊云。

《〈宝稧室法帖〉序》：予论学书，有句云：“心已不及目，手更如心何。”盖学人得古拓，其始也以心运目，以手从心。稍久，则字势在□，而未能上手，此人所同苦而共知者也。最后检帖则目能识，掩卷则心未能存。是则心不如目，非沉酣数十年，几不解为何语。然非有真正古拓，随俗执笔，高者事涂泽以悦人，下者记名姓而已。汇帖始于《升元》。予年二十六，有志学书，友人惠假《升元》初拓，《戎路》《调元》《画赞》，枕葄三载，差见古人正书用笔之故。继得《淳化》枣本，及《澄清堂》五卷，思翁采殿《戏鸿》之祖本，渐通行草。嗣得《大都帖》真迹，以《澄清堂》拓本较之，神理相距犹远，然后信米老“双钩至精者，乃下真迹一等”之言不虚也。时工镌时贤之书，气味相近，常得其真。至摹古人手迹，风尚久殊，若重摹旧拓，隔膜尤甚，佳者略存形骸而已。近世汇帖辈出，巨册大部可人者，不过数种。如《郁冈斋》之缺角《乐毅论》，《渤海藏真》之《灵飞经》，《戏鸿堂》之欧《千文》、柳摘句之《兰亭诗》，《至宝斋》之《曹娥碑》，《绥后轩》之《外出帖》，《秀餐轩》之《兰亭》《西升经》，《梦禅室》之《梦奠》为精善，与单行之《刘太冲》《争坐位》《律公》《客舍》《大仙》，俱为善本。盖单行本皆珍弆墨宝精摹问世，不似汇帖之夸多斗靡故也。是以善学书者广收汇帖，以备书势，而精研笔诀，以究书源。然古人论书，多有强作解事、罣误方来之谈，务宜察其是否，以一趋向而定旨归。齐君玉溪，予同岁生梅麓先生之长嗣也，弱冠遘孟尝之厄，操危虑深，克自树立。梅翁厌世，乃裒集其诗古文词，并旁求乃祖雨峰先生之遗，片纸只字，悉付之梨枣。复取梅翁生平购藏历代名家手迹，及梅翁所见深慕而不能得者，委曲乞假，觅良工摹拓，为《宝稧室帖》前后三集，共二十四册，以卒先人未竟之志。又其庶弟皆稚齿，或不善守成业，玉溪悉心为经理，使不失所，庶几无忝所生，为孟尝之后劲者已。况所刻诸名迹，什八九皆梅翁使予别其真伪者。今阅墨本，多能逼真，远过前此诸刻耶。梅翁在天之灵，当叹古人所云“父子之间，相为知己”之不易言矣。予幸观厥成，故为题其首册。咸丰二年四月二十一日，七十八岁老民包世臣书。

包世臣乃齐学裘父彦槐友，彦槐富收藏，其所庋藏书迹大都经包氏鉴定。齐称“咸丰二年……出游袁江，访慎翁于河帅园中”，此可证包氏晚年曾在袁浦佐河务。“别后，闻慎翁往海州就养哲嗣兴实任所，途中遇盗……受惊，寻卒”，包氏于咸丰三年二月往海州途中遇盗，其年老且有恙，受了惊吓，而“寻卒”。“途中遇盗”的情节，与《续碑传集》所称“避粤贼之乱”合，王文中盖限于资料，未有涉及。“寻卒”云云，从语气而言，当不会指“卒于途”（亦不应指两年后的咸丰五年），况且金文注释中称包氏于是年八月尚有书作，故“卒于途”的说法不确，还是包氏肖像画上其方外弟子真默“岁暮举手谢时人而去”的跋语可信。齐氏接着说：“逾数年，屡见兴实刺史于丹阳仙庙粮台。”由此可推断，齐氏之所“闻”，应当曾向兴实（包氏子）作过核实（或竟乃其告知），故此则追记包氏的消息，是比较可信的。

此则文字，主要记述造访包氏及包氏之生平、遗事等，其内容多有可增入包氏年谱者，如手书联屏、作“宝稧室法帖”五大字，以及所撰《〈宝稧室法帖〉序》等。按齐氏所刻《宝稧室法帖》，后来毁于兵燹，其序文，包氏年谱中亦无载，惟仅见于《见闻随笔》，则可谓稗海遗珍，洵足宝贵矣。此篇撰于七十八岁的序文，于今见之包文中当系纪年最晚者，其内容论学书、自述学书经历、论刻帖等，可供研究包氏者参考。

清代笔记中的名家史料尚有不少，限于篇幅，不再继续展开。如王士禛《香祖笔记》卷三记米汉雯，靳治荆《思旧录》（不分卷）记《程处士穆倩先生邃》，吴德旋《初月楼闻见录》卷七记钱伯坰，昭梿《啸亭杂录》卷二记《成王书法》，齐学裘《见闻随笔》卷二十四记《钱梅溪》、卷二十五记《陈玉方先生》，汪鋆《十二砚斋随录》（卷一）记吴熙载，金武祥《粟香三笔》记何绍基，等等，皆可归于此类。这些正史所提供不了的资料（事实上，正史一般勾勒人物的主要经历，而不会有过于琐碎的描述），对进一步深入了解书家人物至关重要，在书法史的研究中，有着相当重要的文献参考价值。

（二）小名家传记史料

大凡研究艺术史者，往往注重大家、名家而忽略了小名家，此种倾向，并非是艺术史研究的正确态度。一部完整的艺术史，大家、名家固然占着更为重要的位置，但小名家的作用亦不可忽视。盖艺术史之进程，不外乎发展与继承两端——既需有先行者（大家），还得有继承人（小名家）。有了发展，其成果需继承之，而继承之目的，又在于能进一步发展，如此方能薪火相传而不绝。鉴于此，笔者在选辑书家史料时，将地方小名家资料亦一并辑入，期望能为书史研究者所参考利用。下面举几则小名家资料，来谈谈其史料价值。

冒襄《影梅庵忆语》：

姬初入吾家，见董文敏为余书《月赋》，仿钟繇笔意者，酷爱临摹。嗣遍觅钟太傅诸帖学之，阅《戎辂表》称关帝君为贼将，遂废钟，学《曹娥碑》，日写数千字，不讹不落。余凡有选摘，立抄成帙，或史或诗或遗事妙句，皆以姬为绀珠。又尝代余书小楷扇，存戚友处。姬书法秀媚，学钟太傅，稍瘦。后又学《曹娥》。

是书乃冒襄（1611～1694年）为悼亡妾董小宛（1624～1651年）而撰。以冒与董的关系而言，此二则记董氏学书师承的资料，当为信史无疑，可补入专记女书家的《玉台书史》。董氏在清代书史上算不得名家，充其量接近小名家而已。在清代笔记中，有关小名家的传记资料亦不少，由于他们的身份与地位，并不能被纳入到正史所记述的范围，故笔记中的记载（地方志、文集中亦有此类资料），成为了解他们情况的重要渠道。

佟赋伟（生卒年不详）《二楼纪略》卷四中有记张纯一则：　

桐城张吾未（纯）作竹小印，取竹根坚强者砻之错之再四，审视依形肖状，配以章法，繁简相参，古雅奇创。余谓使及周栎园先生时，定当入《印人传》矣。乃令郭生公调（宗鼎）师其手意。然吾未曾及方有怀（中发）之门。诗甚工，有中唐清婉之风。书法结体亦遒。能不以穷累，古人讵难到也。

张纯是康熙间安徽桐城的琢砚名手，亦擅铁笔，高凤翰（1683～1749年）颇推重之，但在史上作为印人的名声不大。他未及赶上周亮工的《印人传》，后来汪启淑的《续印人传》亦未予收录。佟氏之所记，成为了解其作为印人身份的重要资料。

昭梿（1776～1829年）《啸亭杂录》卷九中有记其祖父康修亲王崇安一则：

先祖修亲王，自幼秉母妃教，习二王书法，临池精妙。薨时，先恭王尚幼，多至遗佚。余尝睹王所书《多心经》，用《圣教》笔法，体势遒劲。又其所书《友竹说》《会心斋言志记》，皆用率更体制，盖效王若霖笔意，尊时尚也。

昭梿言崇安（1705～1733年）所书“皆用率更体制，盖效王若霖笔意，尊时尚也”，“时尚”者，盖指当时书坛风气，王若霖即王澍（1668～1743年）。此则文字，本乃介绍崇安书法，但作为史料而言，从中又可提供一个信息：王澍书法在当时的影响力，正可由此则而得到反映。

可归入此类的小名家传记史料尚有：阮元《小沧浪笔谈》卷一记陆瓒、陆绳，卷二记郭敏磐、吴文征；阮元《定香亭笔谈》卷一记高垲，卷二记陈振鹭；吴德旋《初月楼闻见录》卷八记钱履坦、汪坤龄；张祥河《关陇舆中偶忆编》记汪大经、杨汝谐、吴钧、王芑孙；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卷一《黄梅桥》；甘熙《白下琐言》卷一记张井、饶曙；韩泰华《无事为福斋随笔》卷上记徐元礼；汪鋆《十二砚斋随录》卷一记程绍昌；俞樾《春在堂随笔》卷八记吴鳌；黄协埙《淞南梦影录》卷二记祝听桐；震钧《天咫偶闻》卷六记张度；等等。这些史料，皆为编纂书家辞典、印人传甚或地方志的重要文献。相对于名家而言，因为被关注度较小，小名家的个人资料要少些，而可信度却往往较高，此只因小名家不像名家那样为人所津津乐道，而容易附上猎奇之类的传闻。

（三）日记中的书家传记史料

作为史料而言，日记最具有亲历亲闻的特征，是编订年谱的第一手资料。日记中的书家传记史料，主要可分为三类。其一是记主自记书作的资料，如何绍基（1799～1873年）《何蝯叟日记》：

书《文安公碑》第一石，伏石面书，颇觉疲苦，真无用之至。（道光廿一年六月廿六日）

书《陶文毅贤良碑》。（同上，七月廿二日）

自昨日恭书《谕祭文碑》未完，今日接写，并御碑文均缮毕，字大，颇费力也。（同上，九月十三日）

写《粟恭勤公碑》。（道光廿三年三月廿八日）

楷书《吴氏〈蜀石经〉册诗》。（咸丰七年九月初六日）

何绍基《蝯叟日记摘钞》：

写香山《琵琶行》，小楷。（同治四年三月初六日）

香圃来取《襟江书院记》，因于昨夜酒后灯下写之，将七百字，楷书一笔到底。（同上，四月初四日）

为孝拱书《南唐》五百字，乃翁定庵昔年索书，隔卅年乃了此债，可笑叹也。（同上，四月十七日）

写《邓完白墓志》毕。（同上，九月初一）

以上资料，既可单独编成书家之《作品编年》，亦可逐条编入书家年谱。

其二是记主自记临摹碑帖，如《郑孝胥日记》：

临《褒斜道》。（光绪十年十二月十八日）

临《庙堂碑》。（十二年二月初一日）

始临《圣教序》。（十三年九月二十日）

临《郭家庙》。（十五年十二月廿七日）

临《龙藏寺》。（十六年正月初四日）

临《不空和尚碑》。（同上，初五日）

临《元次山碑》。（同上，二十一日）

为仲弢题《明征君碑》，午后，仿石庵书《黄杨树子》小楷写于后。夜，临《多宝塔》。（十六年二月初五日）

临《殷夫人碑》。（同上，二十日）

临《刘懿》为一寸字，悬肘书之，稍稳矣。（十六年七月廿日）

临《等慈寺》。（十六年八月廿九日）

临《大三公山》。（十七年七月廿八日）

诣秋樵坐，就案头临《乙瑛》二纸。（十七年十月十二日）

临《华山碑》。（十七年十一月初八日）

临《宋广平》。（十八年三月初三日）

临《天发神谶》一通。（二十三年二月十七日）

临《书谱》《十七帖》。（宣统三年六月十二日）

临《道因碑》《化度寺》。（同上，廿六日）

临《爨龙颜》。（民国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临《爨宝子》一通。（三年正月十二日）

临《龙门造象》。（三年三月二十日）

临怀素《自叙帖》。（三年四月廿六日）

临秦诏版。（四年四月廿四日）

临《流沙坠简》，颇有新意。（五年十一月廿六日）

临《散氏盘铭》《石鼓》。（十一年正月初二日）

由以上逐年所排列，可窥得书家临摹学习之情况。此种资料，对于研究书家的学书历程、师法对象乃至自家风格的形成，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其三是记主自记交游。如《何蝯叟日记》：

翁叔平来久谈，果是好学人，全无习气。（咸丰七年八月卅日）

此则记翁同龢（1830～1904年，字叔平）。王韬《蘅华馆日记》：

继访杨见山，亦不值。见山名岘，湖州归安孝廉，寓程味兰家，所居为小桃花源室，极幽静，小憩片刻，几忘尘市之嚣。（十月十八日。按：此则纪年不详）

此则记杨岘（1819～1896年）。《翁同龢日记》：

访赵益甫（之谦，乙卯孝廉，年三十六）。益甫，会稽名士也，善分书，能画，通训诂之学，搜讨金石甚富，有《续寰宇访碑录》。（同治三年十一月朔）

此则记赵之谦（1829～1884年）。吴大澂《恒轩日记》：

灯下致湖北书局张廉卿信。（同治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此则记张裕钊（1823～1894年，字廉卿）。《郑孝胥日记》：

夜，袖海来谈。（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廿八日）

过吴仓硕，谈久之，示其友沈公周（石友）所藏《砚谱》二册，多仓硕所铭。有赵石者，仓硕弟子，为之镌字，颇纵逸。仓石为石友求余隶书，仓硕为刻“海藏楼”印章，石友拓《砚谱》四幅见赠。余书十字隶书长联，一寄石友，一赠仓硕。（民国四年七月廿五日）

此二则记徐三庚（1826~1890年，号袖海）、吴昌硕（1844～1927年）。

日记文字通常较省简，如《郑孝胥日记》记徐三庚一则，但并不能因此而忽视之，其字数虽寥寥，却可说明两人曾有交往的史实。也因为较省简，故像笔记中那样详述书家生平、师承等情况的传记资料，在日记中亦较少见。不过，以上所述能集中反映记主作品编年、临摹碑帖（学书历程）、交游情况的三种资料，亦为笔记中所无，这是日记作为文献所独有的资料类型。

二、遗闻轶事类传记史料

遗闻轶事类的传记史料，由于并非系亲历亲闻，所记述的又多为前人轶事，故可信度相对较低。此类史料具有掌故的性质，其真实性往往无从考证，前人云“野史不可尽凭”，故使用时须加以甄别。

清初褚人获（生卒年不详）《坚瓠集·广集》卷二记有王铎史料一则，《王觉斯前因》：　

顺治辛卯春，宋既庭先生实颖初入都门，海宁陈宗伯之遴延请署中。是日，为王文安公铎饯行。文安仪表俊伟，学问灏博，座中如孙北海（承泽）、陈百史（名夏）先生皆以前辈礼事之。文安因自言：“吾五百年前身为宋蔡忠惠公襄，与欧阳文忠公最契，颇以文章自砺。止以生前得罪英宗，死后冥司罚为饿鬼道中，五百年并无拘禁，只是眼不见物。一日遍地光明，饮食饱满，则阳世高僧放水灯功德也。入明朝二百余年，始降生河南王氏，因饥饿日久，故饮食滔滔，乐不可言。倘赴人宴会，物品无不啖尽。今虽老矣，食量尚能兼数十人也。凡门生出仕，必嘱其建饀口一筵，以资冥福。”

《坚瓠集》的内容以辑录为主。此则轶事，其价值自然不如《枣林杂俎》《稗说》中所记王铎之资料。“前因”云云，事出无稽，看作茶余饭后之谈资可也。此类资料，正属“不可尽凭”之野史。不过王铎的善啖，似乎也有可能，王士禛《分甘余话》卷二中亦有云：

孟津王文安公铎在京师，诸公欲乞书，辄置酒邀之饮，无算爵。或烹鸡卵数十，盛以巨盎，破馎饦、蒸饼亦数十枚，杂投其中，而食之立尽。

李延昰（生卒年不详）《南吴旧话录》卷下，记有董其昌（1555～1636年）购古迹一则：

董玄宰授经当湖冯氏，岁暮将归，有旧姓子弟以古迹求售者，云：“须得六十金，可以卒岁。”公如数与之，垂橐而回。家人咸咎之，公曰：“吾度未即沟壑，既不忍王谢子弟一寒至此，又将使古人手眼狼籍求田问舍翁，较论重轻，讵非罪过？”岁朝酌水焚香，临摹数日，自谓至乐。

查检董氏好友陈继儒《白石山樵真稿》卷一《来仲楼随笔序》中有云：　

董玄宰家贫，至典衣质产以售名迹，曰：“此正如异人到门，何论金帛。若较量锱铢，便是田舍翁教子，岂能博尊贤敬士之报哉！”

此记董氏虽贫，仍“典衣质产”来购买名迹。李氏所记，与陈有相似之处，或即在陈文的基础上增衍而成。此类资料，虽经添枝加叶，但亦全非无据。明乎此，则对于李氏之所记，就知道该如何去斟酌使用了。

清代笔记中，有关董其昌的遗闻颇多，此盖因其声名煊赫，而名人轶事，又最能餍足世人猎奇之心态。王应奎（1684～1757年）《柳南续笔》卷三《李存我书》：

云间李待问，字存我，工书法，自许出董宗伯上。凡里中寺院有宗伯题额者，李辄另书，以列其旁，欲以示己之胜董也。宗伯闻而往观之，曰：“书果佳，但有杀气，恐不得其死耳。”后李果以起义阵亡，宗伯洵具眼矣。又宗伯以存我之书若留于后世，必致掩己之名，乃阴使人以重价收买，得即焚之，故李书至今日殊不多见矣。

李待问（？～1645年）的书法，今日尚能见到，其技法、韵致皆不逮董书，“掩己之名”云云，不知从何说起。此类资料，或可资谈助，而于史实无甚补益，识者自能明鉴。

清初曹家驹（生卒年不详）《说梦》卷二亦记有董氏二则，《黑白传》文长不录，《董思白贻谋不善》：

古来文人以功业表见者，斯堪不朽，若徒翰墨驰誉，仅可谓太平羽仪，曾何济于国家之缓急也。如吾郡董思白，一时以字画推重，官至大宗伯，经济非其所长，只就其衡文楚中，为士子哗逐，越墙而遁，故察典之官评云：“玄虚是命，旷荡不羁。棹范蠡之扁舟，肆狂人世；挥羊欣之白练，画付蛾眉。露体逾垣，为冠裳之玷；捧头归里，无愧悔之心。”字字皆实录也。其子若孙，席祖父之荫，鲜克由礼。冢孙名庭字对之，以乌程（温体仁号圆峤，思陵首揆）援引，入阁办事。负其机智，专与厂卫交游，每刺人阴事，甘心发纵。有吴易字素侯，向以善书，为思白捉刀。后考入中书，对之意忌之。乘其告假归里，适烽火逼于都门，即嘱中涓以闻警先遁劾之，致削籍。公论大为不平。乙酉之秋，先往南都剃发，图立功以进身，潜归松城，欲为内应，事觉，搜而戮之。诸孙名刚，尤狂妄，以谢尧文一案，母子并逮。刚旋骈斩，其母以双瞽回籍待流，不久病死。夫文敏素无家教，晚年招致方士，专讲房术，故子孙多不检。生前酿焚劫之祸，殁后遭屠戮之凶，享名太过，得无招冥谴乎？

董其昌@AI书画谱

《黑白传》记董其昌仲子祖常为董氏强抢民女及民焚董宅等事；《董思白贻谋不善》记董氏及其子孙无良失德之事迹。此二则文字，实不能以传闻视之。《黑白传》一传，本有“民抄董宦”的史实，而董氏在楚中被逐，亦为事实。董氏的一生，于翰墨可谓造就高矣，但于“国家之缓急”，又曾有“何济”？在曹氏看来，由于董氏不能以身作则，又疏于家教，而导致其子孙“生前酿焚劫之祸，殁后遭屠戮之凶”的结局。曹与董系同乡（年岁亦相差未远），故此二则文字，可归为乡邦文献之类。“乡邦文献”类的资料，由于记述者对人、事较稔熟，应是较为可靠的。惟曹氏撰写此书，是站在清朝统治者的立场，故极力贬斥董庭、董刚的抗清行为。另外，文中尚涉及董书重要代笔人吴易的资料，可供参考。

王羲之的轶事，后世流传颇多，王弘撰《山志》卷一中所记一则，是关于曾为云南文庙所祀之传闻，《王右军》：

尝有人言，云南在昔文庙中所祀者为王右军，非孔子也。心窃疑焉。近见天台冯氏所作《滇考》，乃真有之。《滇考》曰：“至元十五年，除张立道中庆路总管，佩虎符。云南未知尊孔子，祀王逸少为先师。立道言于赛典赤，始建孔子庙，置学舍，择蜀士之贤者为弟子师，岁时率诸生行释菜礼，繇是人习礼让矣。”然不言其祀逸少者何故，始于何时，主之者何人也。立道，陈留人，卒于官，与赛典赤并祠鄯阐城，至今血食不绝。赛典赤，名瞻思丁，一名乌马儿……其国称“赛典赤”，犹言贵族也。宿卫元世祖，以“赛典赤”呼之而不名。

此则传闻，王弘撰似乎信之，但又有“祀逸少者何故，始于何时，主之者何人”之疑问。此事亦见于其友人王士禛《池北偶谈》卷二十三，且疑问相同，《祀王右军》：

同年冯再来刑侍甦，尝著《滇考》，有云：“初，云南未知尊孔子，祀王逸少为先师。元世祖至元十五年，除张立道中庆路总管（立道，陈留人），始言于赛典赤（瞻思丁，回回人），建孔子庙，置学舍，岁时率诸生行释菜礼。后立道卒官，与赛典赤并祠鄯阐城，至今血食不绝。”以王右军为先师固奇，且右军生平足迹未尝至滇，滇人何为祀之？皆不可解。

从行文语气来看，王士禛似乎对此事真伪未置可否。对于此类作者尚存疑的资料，应持客观谨慎态度，切不可径以信史视之，倘要使用，必俟进一步考证方可。

遗闻轶事类传记史料中，除了乡邦文献外，此一类资料亦较可靠。钮琇（？～1704年）《觚剩》卷七《八分书》：　

独漉子陈恭尹为岭南三家之一，盛有诗名，兼工八分书法，而晚年好道，结愿放生。人有乞其书者，笼禽而至，辄欣然洒翰，视禽之多寡，则赢缩其书以应之。搁笔开笼，淋漓满志。其四方碑版之酬，亦即遇物买放，赀尽乃已。盖珊钩麟罽，未免以多藏取讥，而追仿昙之换者，其致远矣。

王培荀（1783～1859年）《听雨楼随笔》（卷四）记龚晴皋：

龚晴皋（有融），巴县孝廉也。善画，泼墨淋漓，生气远出，字极奇肆。而性孤僻，不谐俗。重庆李太守寿日，绅士将制屏以祝，李公曰：“以素纸倩龚先生书画足矣。”晴皋是时设馆于城，闻之，先期避于乡，阅月乃返，则寿期已过。太守景慕綦切，亲拜其门，辞不见。已而瞰亡答拜，太守无如何。后官直隶县令，越二年，得买山之资，急告归。自作生圹，置石卧岭上，横书大字，曰“龚晴皋之墓”。

钮琇曾官广东，《觚剩》之自序，即撰于广东高明官署。陈恭尹（1631～1700年）乃广东顺德人，顺德与高明为邻县，两人又年岁相若，故对于了解陈的事迹，钮氏是较为有条件的。龚晴皋（1755～1831年）擅书画，在蜀中颇负盛名，以至在民间有“家无晴皋画，必是俗人家”的说法。王培荀曾官四川（《听雨楼随笔》即撰于四川知县任上），则有关龚氏之事迹，自然摭拾较易。此类资料，因作者曾游宦其地，而对其人、事采访较易，故所记亦较可信。王培荀尚有一部笔记《乡园忆旧录》，多记其山东故乡之人物、山川、风土，内中有关书画家的资料不少，可归入乡邦文献一类。

还有一类资料，记述者与所记人物虽非相识，但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如王士禛《池北偶谈》卷二十一《戴禄》：　

戴禄者，临邑邢子愿先生家僮，亦精六书之学，与子愿书往往乱真。邢与寒家有姻娅之好。予幼时，多见屏幛间署子愿姓名，率戴书也。

此则文字，记邢侗（1551～1612年）书法代笔人戴禄。王、邢二家有姻亲关系，由乎此，王氏在笔记中多次提到邢侗。《戴禄》一则的资料来源，是建立在有“姻娅之好”的基础上的，两家结为婚姻，则更易于相互了解，故王氏所记亦应较可信。

以上对“遗闻轶事”类传记史料中的各种不同资料作了列举分析，其类型不一，情况较为复杂。总之，在使用此类史料之前，进行相关的考证是必要的，对于那些无法审定其资料来源的史料，则应持较为审慎的态度，而不可贸然使用。

三、转录前人的传记史料

转录前人著述的文字，在笔记中经常可见，盖笔记并非是正经一类的著作，作者随见随录前人文字，以资备忘或参考之用。此类资料，有的在书中并无转录说明，更无所引出处，故区分非易。从文献史料的角度来说，若所转录的前人著述至今尚存，则所录之资料自无甚价值（按：拙编中，此类资料基本不录，但有的资料虽系转录而发见不易，故亦予录入）。但倘原著已很难看到，或竟已佚，则其价值又自不待言了。

王士禛《池北偶谈》卷十六《虞、揭》：

虞道园序范德机诗，谓世论杨仲弘如百战健儿，德机如唐临晋帖，揭曼硕如美女簪花，而集如汉廷老吏。曼硕见此文，大不平。一日，过临川诘虞，虞云外间实有此论，曼硕拂衣径去，留之不可。后曼硕赴京师，伯生寄以四诗，揭亦不答，未久卒于位。偶读梁石门（寅）集述此，记之。文士护前，卢后王前，千古一辙，可笑也。

此则记元代虞集（1272～1348年，号道园）与揭傒斯（1274～1344年，字曼硕），王氏在文中说明系录自元末明初梁寅的文集。从史料的角度而言，此则文字在文集中，是较难被人发现的，但一经辑出，便增大了被利用的机会。客观地说，此类原著尚存的转录资料，起到了传播文献和拓展文献利用空间的作用。

原著已佚的转录资料，无疑更具有文献史料价值，如赵吉士（1628～1706年）《寄园寄所寄》（下简称《寄园》）卷十一《泛叶寄·故老杂记》：

篆学图书，多出于新安，为他郡所不及。如汪梦龙，休宁西门人，名涛字山来，多膂力，人呼之“梦龙将军”。真草隶篆，以及诸家书法，无所不精。每写一家，从不致杂入一笔，大则一字方丈，小则径寸千言。铁笔之妙，包罗百家，前无古人。少时至楚中贩米，逆旅暇日，偶至一寺，见衣冠者十余辈，在佛殿以沙聚地，成字径丈，曰“岳阳楼”。山来笑谓曰：“是可以墨书也，何艰于八法乃尔耶？”众惊愕，因白之郡守。延入署，煮墨一缸，山来以碎布蘸墨，书于扁上，顷刻成。守叹赏久之，因嘱山来落款于后，曰“海阳汪涛书”。至今楼虽屡修，而此扁不能易也。其徒王言，字纶紫，北门人。纶紫篆书出宧光之上，隶书直追中郎，至于行楷，各尽其妙。（《啸虹笔记》）

朱修龄，休宁北门人，仿汉铜颇入妙，但生动之中，不无太过。传汪如，字无波，号桐阜，亦西门人，朱文圆劲生动，白文模汉铜，精妙入神，可谓青出于蓝。（《啸虹笔记》）

刘卫卿，南街人，博识古篆，刀笔古朴。传赵时朗、赵端、汪以淓。时朗字天醉，旧市人，书画入妙，同侄又吕（端），传卫卿所学。天醉则苍健严紧，又吕则古朴浑雅。以淓西门人，秀爽精劲，尤工钟鼎。（《啸虹笔记》）

程穆倩（邃），歙人，能为近体小诗，工四体书，笔法精劲，征君陈仲醇收之门墙。少与万年少诸君子游，锐意篆刻。每作一印，稍不得意辄刓去，更为之。如是者数次，必求得当，方以示人。其末年所篆印章，醇古苍雅，一时篆家不可及。

晚遇汪子虎文，出所作相质，汪子曰：“君去其奇古，一归缪篆正派，斯得之矣。”穆倩志其言，故暮年所作尤为海内宝重。年八十余卒，其次子万斯传其业。（《啸虹笔记》）

胡曰从，十竹主人，寓南都。以印章名，然学有余而姿分不足。（《啸虹笔记》）

汪炳字虎文，休宁旧墅人。其先人暨其兄俱官京师，虎文又燕产也。少读书，过目成诵。其兄既明为中翰，精四体书，是以虎文于书法特有家学焉。甲申以后，挈家南还，侨居武林。见朱修龄印谱，即仿之，一捉铁笔，即能度越其妙。再游维扬，遇程子穆倩，彼此出印谱相证。穆倩叹服，握其手曰：“始吾自以为无逾者，今见子，则此事当与子分任之。”虎文笑曰：“子既以此得名矣，吾又攘其美，吾不为也。”高镜庭酷嗜穆倩，一见虎文之作，即过访。时盛暑，未及冠，遽持其袂曰：“几几乎交臂而失之，吾从此可无须程子矣。”虎文官浙中，遇徐子念芝于郑中丞座。念芝固浙名手，因即席间从虎文学焉。其所授前有吴下扬敏来诸人。（《啸虹笔记》）

查二瞻（名士标，休宁人）以书法名世，画尤工，然不肯轻下笔。家人告罂无粟，乃握管，计一纸可易数日粮，辄又搁笔。二女年将三十，未尝及嫁事，客诘所以，曰：“余几忘之矣。”今八十，尚童颜。（《啸虹笔记》）

《寄园》的内容均系辑录，采自元、明以来稗乘。以上几则文字，均注明辑自《啸虹笔记》（未记作者）。书中采自《啸虹笔记》的文字尚多，大多系遗闻轶事，亦有记闯献“流寇”者。从所记内容来看，《啸虹笔记》作者是安徽休宁人。书中又有记查士标（1615～1698年）一则，称其“今八十，尚童颜”，则是书当撰成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之后。按《寄园》前有赵士麟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秋序（序中称此时已成书），则《啸虹笔记》的成书时间当在康熙三十三、三十四年间。稍后张潮（1650～1707年后）所辑的《虞初新志》（咸丰元年[1851年]嫏嬛山馆刻本）卷十九中录有《啸虹笔记》一则，内容即《寄园》所辑《汪涛》条，其目录中注明系采自《寄园》，作者“失名”，则此时《啸虹笔记》一书可能已佚。《寄园》所转录的这些文字，乃明末清初印人的资料，倘非赵氏辑录，则今日恐难再寓目。

又，李延昰《南吴旧话录》中，其注引冯金伯《乡评录》者颇多，冯氏此书今未能见，亦只能通过李书来略窥一二了。

余论

拙编在整理过程中，困难亦遇到不少，如笔记体裁区分之不易（有的书介于笔记与杂著之间，颇难界定），稿本、善本之难求（此类书籍往往为图书馆所秘藏，日记稿本、抄本又大量散藏于各地私人藏家，阅览不易），笔记内容是否系转抄之难断（笔记之互相抄袭，是为一大通病，其或照原文直录，或略加改作而以为己有），撰者引文与撰者之语之难分（此由于古书无标点，故区分匪易），等等。故此，拙编的不足与错误定亦不免，尚请专家与研究利用者指出为盼。

笔者在查阅清代笔记、日记中的书法史料时，有关绘画的史料亦一并辑录。又倘若条件允许，明代甚至元、宋、唐的资料整理工作，亦可持续做下去——这将是一项长久而有意义的事情。整理史料的工作，爬梳剔抉，埋首于故纸堆中，其艰辛自不待言，苦则苦矣，却正是研究工作走向深入的重要基础。此一项工作，于今日固不必人人来做，但又必须有人来做，这个道理，无论是做或不做者，都是应该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