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器是中国先民对世界文明最伟大的贡献内容之一，至今仍然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考古发现已知最早的原始青瓷窑址是福建永春苦寨坑窑址，约当于夏代晚期，至少有3600年以上的历史。瓷器虽然蕴涵着浓厚的中国文化基因，但是始终保持着开放包容的态度，中国先民不仅允许自己独有的瓷器运销域外，而且不停地把外来文化因素用于瓷器生产之中，实现美美与共，瓷器因此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主要载体，世界学术界所说的“陶瓷之路”，正是对古代以瓷器为代表的中外文化交流盛况的高度提炼。

瓷器外销，始于南北朝时期，当时中国南方生产的瓷器已经被输往朝鲜半岛，瓷器开始具有国际性的意义和市场。到唐五代时期，长沙窑、邢窑、越窑等窑场生产的瓷器已经流布东亚、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北非、东非，极少数瓷器已进入欧洲，当时凡航行可覆盖的区域基本上都有了中国瓷器的身影。当时的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已经能区分中国皇帝使用的瓷器和一般瓷器的区别，印尼黑石号沉船出水的“盈”字款和“进奉”款白釉绿彩瓷器、埃及福斯塔特出土的“官”字定窑白瓷，正是对波斯文献所说巴格达的哈里发能得到中国皇帝使用的瓷器的考古学注解。开辟新航路的原始目的是欧洲人想躲开地中海、黑海、里海和红海航线寻找新的可以通往亚洲的航线、以便获得东方精美的物品，中国生产的丝绸和瓷器均为他们要获得的内容。藉由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中国瓷器得以流布世界各地，并带动世界青花瓷器时代的出现，澳门在此时中国瓷器外销的行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北湾遗存出土的瓷器就是当时经由澳门的海船在此转装的遗留。

文化交流从来都是双向的，外来文化影响中国陶瓷历史也久。仅就陶瓷器论，具有硅酸盐性质的蜻蜓眼玻璃珠入华的时间早于春秋时期，约在汉代来自波斯的孔雀蓝釉陶器已经出现在桂林地区。在中国瓷器向外输出的同时，外来文化因素也多次被用于陶瓷器生产，构成中国瓷器的内容。这一行为的最初目的无疑是让中国生产的瓷器更加美好，更有利于丰富和美化中国人自己的生活，但随着海外瓷器市场日益重要，把外来文化因素表现到瓷器上也有了适应市场需要的意图、有了让中国以外的人与瓷器容易产生亲近感的目的，从而让他们更加乐意接受中国瓷器，以促成中国瓷器在世界市场的持续扩大。

表现在中国陶瓷器上的外来文化因素，当首推在汉代经由印度传入中国的琉璃，彼时琉璃是作为佛家七宝之一进入中国。这种技术在汉代迅速和中国传统的陶器生产技术结合，以低温铅釉和满釉支钉支烧为特点，生产出了尊、壶、钫、瓢、直颈瓶等日用器，狗猪鸡等动物形雕塑，和以建筑模型为代表的冥器，从生产技术和釉色品种方面丰富了中国陶器的内容，低温铅釉从此成为中国陶瓷器生产的重要门类之一（图1）。

图1东汉 绿釉刻弦纹铺首陶壶

六朝时期，来自域外的佛像、狮子以及与佛教相关的纹样成为瓷上装饰内容，中国瓷器第一次通过装饰纹样表现出了国际化的特点（图2）。约略在同一个时期的北方，也从西亚、中亚地区学得了低温的铅釉技术，文献记载北魏太武帝时大月氏商人在平城烧造琉璃并用于宫殿建设，让中国的琉璃生产技术得以恢复，邺城曹村窑址发现的低温釉器物和以娄睿墓、李云墓、麴庆墓等墓出土的北朝晚期到隋初的低温彩釉器物，正可以视为是大月氏人来华重构琉璃生产的物证（图3）。

图2 北朝 绿釉凸花人物纹双耳扁壶

图3北朝 黄釉绿彩划花四系罐

文献所说隋唐之际何稠以绿瓷为琉璃，明确把外来的这种铅釉技术和中国传统的瓷器生产相结合，不仅扩大了琉璃生产的基础，也为琉璃广泛用于宫殿建筑提供了可能。北朝隋唐时期北方瓷器无论是器物造型、装饰内容多学习玻璃器和金银器，并成为时尚。唐代的珍珠地装饰极有可能是学习金银器錾花工艺与表现艺术的结果，绞胎和绞釉器的出现与外来的罗马绞胎玻璃之间的关系同样也值得关注。在唐代，不仅有萨珊波斯贵族流亡中国，大量粟特人循丝路来华生活更是从经济、文化和军事诸层都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影响，以反动和破坏为特点的安史之乱，就是粟特人给中国带来影响的最大表现。随着海上交通的便利，来华的波斯和阿拉伯人剧增，不仅在器物类别、造型、纹样上给中国陶瓷器生产输入了新的活力，他们带的青花钴料也促成了三彩器物颜色的多样和唐青花的出现，同时巩县窑瓷器上用青花绘制的、山西南部地区窑场白釉瓷器上流行的暗刻阿拉伯图案开始流行，从这类器物的生产地在洛阳周边地区看，其产品服务对象应该是以洛阳的上层社会为中心。

在经济压力下南宋王朝鼓励对外贸易，瓷器和丝绸成为大宗输出商品，值得注意的是因为对海外市场的关注，导致南宋时期的瓷器生产呈现着以下特点：第一是在福建、广东、广西地区出现了模仿内地名窑场产品的窑场，其生产目的多以海外为市场；第二是在生产之初无论是器物类别还造型和纹样，开始有意识地思考海外市场的需求；第三是当时的知识界和政府层面已开始关注和收集海外各地区对中国瓷器和丝绸等商品的需求差异和关注程度。元朝建立后不仅沿袭宋代旧法鼓励外贸，甚至采用官本船即实行官府出资招募私人下海贸易的股份制外贸模式，再加上蒙古人在欧亚地区建立了规模空前的帝国，东西方的交流和文化互动也同样空前便利，中国瓷器迎来了向外输出的最高峰时期，这一波瓷器大规模的输出一直持续到郑和下西洋活动被停止。该时期表现在中国瓷器的外来文化因素和青花相关，一方面是来自西亚的客匠把产自波斯地区的青花钴料和景德镇的青白器对接生产出了青花瓷器，另一方面南亚、西亚地区流行的纹样和器类、器型成为明代早期瓷器的时尚并大量销往东南亚、南亚、西亚和非洲地区。可以肯定说青花瓷的出现是中国与西亚技术、文化结合的完美表现（图4；图5）。明代档案记载的回回花纹从永乐宣德时期一直流行到万历时期，也反证唐代瓷器上的同类纹样同样是为了服务于西亚市场，是中国瓷器在生产始端已考虑海外市场、自觉融入全球经济链条的表现。

图4 明永乐 青花缠枝花纹鱼篓尊

图5 明宣德 青花缠枝莲纹花浇

明代晚期，“回青”原料从云南再度传入内地并用于瓷器生产，中国瓷器被运销到世界各地，同时以来样加工为模式的瓷器生产和克拉克风格瓷器盛行，包括欧洲人流行的家族徽章见于瓷器，是大航海后原料供应全球化和商品生产与市场全球化的表现。澳门作为东方地区开埠最早的国际性港口在这一全球化过程的作用永远有深入研究的必要。延续明代晚期瓷器生产原料和市场的全球化，清代瓷器生产同样表现着强劲的开放性势头，一方面是从和日本的竞争、学习中又夺回了欧洲市场，表现在瓷器上不仅是器物造型、类别要思考欧洲市场的需求，在纹样绘制方面当时在欧洲产生过影响的浮世绘也在康熙时期的外销瓷器上有所表现，而以克拉克瓷器开光图案为特点的图案构成方法也影响了内地市场的瓷器。根据唐英奏折记载到乾隆时期御窑厂生产的五十多种釉色品种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技术直接来自欧洲或日本，这包括我们习知的珐琅彩、粉彩、金彩、像生瓷等，彻底改变了清代彩瓷的走向（图6；图7；图8）。及至晚清，机器生产技术和现代商业模式的引入，瓷业公司在各地出现，景德镇御窑厂也以官股的形式在光绪末年加入商办江西瓷业公司，在故宫博物院的藏品中不仅有管厂官员林世祺进呈的用机器制成的样瓷，而署“大清宣统年制”款的各种御用瓷器同样也可以肯定是瓷业公司的作品。综观明代晚期以来中国瓷器生产的这种变化，既可以说是中国人在接触和了解到更遥远的世界后对外来文化包容接纳的表现，也是具有三千年生产历史的中国瓷器走向现代化、工业化生产的开始，是中国文明连续性和包容性在瓷器身上的生动表现。（北京故宫博物院 王光尧）

图6 清康熙 胭脂紫地珐琅彩折枝莲纹瓶

图7 清雍正 珐琅彩黄地兰石纹碗

图8 清乾隆 珐琅彩仕女图方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