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尼亚锡比乌国家剧院话剧《妈妈》的剧照

罗马尼亚锡比乌国家剧院的话剧《妈妈》讲述了一个以商业合约联系起来的母女关系。

62岁丧夫、无子女的埃斯佩兰萨发布个人广告招募儿女，而对方要支付一定报酬以维系她的生活。32岁的恩帕身负巨大的幼年家庭创伤，在寄养环境里长大，成了一个广告业女强人。出于一定心理需求，她雇佣了埃斯佩兰萨。二人之间的母女关系以一份商业合同维系，甚至有一个月试用期，经济关系解放了母职与生育相伴随的强制性，将其转变为承担了照料与情感责任的行动者，一年中还有两次带薪假期。一年后重新签订的合同帮助维系了母女的关系，她们分别对对方提出了一些建议，使彼此相处更加融洽。这份合同似乎构建起一种理想的“自选家人”（chosen family）。

与妈妈的相处使恩帕开始与他人分享居住空间和内心世界，可以排解孤单，初步抚平童年的伤口。她建立了对家庭的认知：“有什么关系像家庭这样具有普遍性、私密性，又意义深远呢？”她还打算领养一个孩子，也将对方从不幸的童年中拯救出来。但她还是不愿直面自己的伤痛，试图与埃斯佩兰萨编造童年经历。她也羞于向他人承认自己与埃斯佩兰萨的雇佣母女关系。

这些矛盾在她们结成母女的第三年集中爆发了。或许是出于对自己病情的认知——埃斯佩兰萨早先就会头疼，还记错过恩帕的生日——她提出要与恩帕结束经济关系，领养对方。她在“被需要”的过程中恢复了自身的主体性，希望自己不再是被雇佣的妈妈，而是试图真正地创造一个家庭。

但这一提议使恩帕极度恐慌。出于童年创伤，她不信任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系，合同就成了她的防御机制，使她在“家庭关系”中掌握主动权、留有退路。埃斯佩兰萨提出收养，这一权力关系便崩溃了，并触发了她深层的恐惧：被爱便意味着丧失控制，进入家庭意味着再度被捆绑。

这一安排巧妙地揭示出，看似浪漫理想的“自选家人”实际上是一个持续协商、权力与情感相互拉扯的过程。恩帕的崩溃不是爱的失败，而是当代亲密关系无法摆脱权力关系的缩影。《妈妈》提问：当我们宣称可以“选择家庭”时，我们是否准备好承担被选择、被爱甚至被定义的风险？

“自选家人”背后存在着巨大的伦理张力，它要求个体在没有法律保障的情况下定义责任与爱的边界，因此比血缘建构的家庭更加脆弱。一旦平衡被破坏，就会留下由自我选择造成的巨大情感空洞。最后，在妈妈的病情揭露后，恩帕终于开始直面这段关系，她意识到失去控制并不意味着关系的崩溃，而意味着她已经在无意识中投入了真实的情感。“母亲”不再是她雇来的角色，而是她真正的情感对象；“家庭”不再是选择的产物，而是生命共同体的生成事实。

《妈妈》的悲剧结尾启示人们：人只有在失去控制的那一刻，才能真正学会去爱。它也并不仅仅是一则母爱叙事，而且是一场关于“家庭何以可能”的探讨——在此，家庭不是社会制度和血缘关系的产物，而是人类渴望被理解、被需要并愿意共同承担生命脆弱性的实践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