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入扬州的寻常巷陌，已经寻不见“扬州八怪”之一高翔的“五岳草堂”。那听起来好像很宏大气派的雅宅，其实不过是“所栖唯一庵”的陋室。高翔自号“山林外臣”，听从画家朋友的建议为住所取了这一个雅号。他在此读书作画，听儿诵读，看妻织履，将清贫日子过得淡泊而悠然。草堂中那副“不作公卿，非无福命都缘懒；难成仙佛，为爱文章又恋花”的对联，不是标榜，不是自嘲，而是他为自己选择的生命姿态的坦然告白。

懒与淡泊

高翔的懒，是和嵇康、倪瓒一脉相承的。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说，自己头和脸基本一个月都不洗一回，里面全是虱子，睡觉懒得起夜，憋到忍不了才起身解手。他不事权贵，弹琴啸咏以自适，懒于应酬，懒于迎合，却在懒散的表象下藏着清醒与傲骨。倪瓒自称“懒瓒”，懒是他洁癖与孤高个性的延伸，他懒于俗世的繁琐，懒于和人同流，连画中人物也常常省略，只留山水空阔，仿佛懒得与尘世对话。这种“懒”，不是消极的懈怠，而是一种精神上的减法。在世俗奔忙的洪流中，他们选择简化欲望，疏离纷争，保留内心的纯粹。懒于浮名，才能勤于本心；懒于纠缠，才能专注所爱。看似消极的退守，实则是积极的抉择，以疏离的姿态，守护内心的秩序与洁净。

高翔不走“学而优则仕”的康庄大道，他的“懒”，是看穿功名浮华后的清醒抉择。他安然地“山盹睡迟三市晓，一窗红日不知醒”，在繁华盛世里，为自己辟出一方可以高卧的天地。醒来也不急起身，只“匡床自在拥寒衾，卧听儿读妻织履”。这画面里没有怨艾，只有一种自足的、温柔的闲情。

这份“懒”于俗务的性情，一旦遇到学问艺事，却焕发出惊人的勤勉。华喦形容他“拥书鼓神智，猛如食叶蚕”，这是一种向内求索的、近乎本能的饥渴。然而他的艺术创作，却又随性得很，全然听凭兴致的指引。“无兴致时，不会动笔，兴致来了，提笔便画，如蛟龙踏月。”他自豪地宣称“吾自乐吾真”，在画上题诗道：“我自用我法，难与古人量。宇宙俯仰间，画出真清狂。”“清狂”二字，正是他艺术灵魂的写照——不依傍，不模拟，只忠实于自己眼中的宇宙，自己心中的波澜。

于是，我们看到了他笔下冷淡的山水面貌。他继承了倪瓒、黄公望的疏阔，又融入了石涛的生动，淬炼出自家的风骨。他的山水，是“惜墨如金”的。他的《山水册》，初看上去，淡得就像浅笔的素描，那山石，以简括的“披麻皴”轻轻勾勒，几乎不舍得渲染，笔法简练到了极致，墨色淡雅到了空灵。他自己说：“吾以山水勾勒为奇，以皴皵渲染为耦，盖将离绝远去于笔墨畦畛之外。”他要追求的，是笔墨程式之外的意境。金农看得最是透彻，在画上题跋道：“流水高山思渺然，精华落纸总云烟。看君惜墨如金意，画诀全参冷处禅。”“帆影粘天淡欲无，松岚远寺半模糊，可知著纸无多笔，便是江天万里图。”“淡欲无”与“万里图”之间的张力，便是高翔艺术的精髓：以最少的笔墨，遨游最远的意境。他的画意让人想到倪瓒，一尘不染，荒寒萧索，但又空灵简淡，通向禅寂的境界。

清代 高翔 《山水册（十二开）之九》

淡中深情

又懒又淡的高翔，对师友却有着深挚的热心和真诚。

石涛晚年寓居扬州，和高翔比邻而居。这位叱咤画坛的奇才，竟与年幼近五十岁的“江都小弟”结为莫逆。石涛那“搜尽奇峰打草稿”的壮游与“师造化，用我法”的魄力，深深滋养了高翔。但高翔学其神髓而不蹈其迹，画风个性鲜明，正是对老师“我用我法”精神的最好继承。石涛曾为自己画了墓门图，并有句道：“谁将一石春前酒，漫洒孤山雪后坟。”他的自伤，身后有高翔为他慰解。《扬州画舫录》载：“石涛死，西唐（高翔）每岁春扫其墓，至死弗辍。”

他的知己，又何止石涛一人。他与马曰琯、马曰璐兄弟的情谊，堪称艺坛佳话。“五岳草堂”在扬州城西北，与马氏兄弟的住宅邻近，“两家老屋常相望”。马曰琯《寿高西唐五十》诗中有句：“十五论交今五十，与君同调复同庚。琴书偃仰堪晨夕，风雨过从直弟兄。”可见它们的友谊从少年开始持续了一生。马氏兄弟是扬州城的富庶的盐商，它们长期资助着“扬州八怪”的文人画家们。高翔结识了在扬州的金农、汪士慎、华嵒等一辈挚友。在马氏兄弟经常发起的文化沙龙里，他们吟诗作画，联袂寻幽，足迹遍及保障河（瘦西湖）、隋宫故址、红桥、文选楼等名胜。

他与汪士慎更是交情莫逆，汪士慎在贺他五十寿辰的诗中写道：“相交相爱垂垂老，朝夕过从风雨中。”这般情谊，早已超越了世俗的利害关系，成为彼此艺术生命中温暖的底色。乾隆八年（1743年），他与汪士慎在小玲珑山馆合作《梅花纸帐》巨制，疏干繁枝，交相辉映，引得一群文人墨客题咏，这种时刻，是他生命中少有的热闹与繁华。

清代 高翔 《折枝榴花图轴》

衰残傲骨

然而，晚景终究是伴着凄清一同到来的。高翔晚年右手病废，这对于一位画家，无疑是沉重的打击。但他不像同样命运的高凤翰那样，留下了许多感喟以及自我救赎的感悟，他只是默默地开始用左手作画。此路不通，另辟蹊径，一如既往的淡然和执着。看他晚年的《折枝榴花图》，逸笔草草，简静松秀，构图与题跋的布局独出心裁，全无衰颓之气，只有一派苍润中的天真烂漫。左侧通幅行书题写的诗句：“老父携孙湖水头，绿杨深处看行舟。残书手握午窗下，瓶供一枝安石榴。”诗与画交织出的，是一种历经世事后的澄澈与安然。

展开高翔小小的《寒窗十咏图》册页，仿佛不是在看画，而是在一个万木萧疏的冬日，轻轻推开一扇扇久闭的寒窗。每扇窗棂之外，都没有烂漫春色，亦无盛夏浓荫，只有十种植物——枯荷、疏桐、寒藤、冬兰、衰柳、败蕉、晚桂、残菊、苍杉、早梅，各自在它们生命的秋冬里，静默地袒露着枯瘦、残破的形骸，展示着人世间的寂寥与风霜。

《疏桐》图中，梧桐树上只有几片残叶。它不因霜露之重而委顿，反而在清秋时节更显风骨铮铮。“不因霜露重，未必月明多。自此开三迳，天空发啸歌。”那穿过枝桠的风声，便是它自由不羁的啸歌。《寒藤》图中，枯藤上没有一片叶子，但其盘曲的态势遒劲如龙蛇，更显内在力量的积蓄，“落叶飞无迹，盘根势转雄”。《冬兰》图中，在风雪欺凌之下，兰花的叶片像铁丝一样瘦劲，它的寒花与“梅蕊共相期”，静候着精神的知己。

清代 高翔 《寒窗十咏图册之冬兰》

世俗的功名、主流的审美，或许正如那已逝的夏日繁华，与高翔无缘。但他以“逸笔草草”反抗工整细密的院体画和以“四王”为代表的主流风格，以水墨的萧疏反抗富丽浓艳的色彩，以残荷败菊的题材反抗吉祥富贵的主题。这不仅是艺术的革新，更是一种人生态度的宣言：即使生命注定走向残破，我也要在这残破中，活出我的姿态，我的风骨。那劲瘦的线条，是在压力下不曾弯曲的脊梁；“支离”的“断枝残叶”，是破碎却依然跳动的雄心。他在画与诗中一再响起的“啸歌”，是面对寂寥天地、风雪人生时的骄傲抗争。

乾隆十九年（1754年），67岁的高翔走到了生命的尽头。病中，老友马曰琯频频敲门问讯，盼着“何时杯酒共，把臂复相亲”。但他终究走了。马曰琯的挽诗泣血锥心：“狷洁不可浼，高风人共尊。烟云托性命，枯菀付乾坤。以我平生久，重君交谊存。深情难尽说，痛哭返柴门。”“狷洁”二字，为高翔的一生所作的最好的注脚。

回首高翔的艺术与人生，仿佛是在用一生的时间，实践一种“淡”的哲学。笔墨是淡的，性情是淡的，遭遇也是淡的。然而，这“淡”并非寡淡，而是“豪华落尽见真淳”后的“至味”。他将浓烈的生命热情，包裹在简淡的形式之下；将深沉的情感，寄托于疏落的笔痕之中。他未曾远游，却在自己的心斋里，勾勒出幽远的山水；他安于贫贱，却在精神的国度里，富比王侯。他的画，他的人，都告诉我们：生命的价值，不在于占有了多少世界，而在于内心能映照出怎样的乾坤。在扬州那片极尽奢靡与繁华的土地上，高翔以其清寂的一生，证明了一种截然相反的生命价值所能达到的高度与深度。这，或许正是我们今天重读他，仍能感到清风拂面、心神澄净的缘故吧。

来源：北京晚报·五色土

作者: 王秉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