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记者 李梅 陈若茜

澎湃新闻获悉，知名古陶瓷鉴定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耿宝昌先生，于2025年11月10日在北京辞世，享年103岁。耿宝昌是被文博界誉为“人间国宝”、“中国古陶瓷鉴定第一人”的泰斗级人物。多位文博界专家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耿宝昌先生的辞世是中国文博界的巨大损失，但他留下的学术遗产、鉴定理念和敬业精神，将继续照亮后来者的道路。

知名古陶瓷专家、上海博物馆原副馆长陈克伦11月10日晚间对《艺术澎湃》说：“耿老103岁去世，算是比较高寿，但还是很悲痛！我和耿老很熟悉，他是我的老师，他主要的贡献是在古陶瓷鉴定方面，尤其是明清瓷器的鉴定，他陶瓷方面出的书并不多，主要是实践经验方面。几年前我到北京去看他，当时他好像刚刚摔过，行动不太方便，但他的思路还是非常清晰。老先生为人非常和气，从来不端架子。他什么事情不争，看得比较开。耿老的辞世，是中国文博界的巨大损失！“

耿宝昌先生

“耿老的《明清陶瓷鉴定》是我们求学时必看的，影响很大。”上海交通大学博物馆执行馆长李仲谋对澎湃新闻说，“耿宝昌先生一直是我十分景仰的学界前辈，他是古陶瓷研究的一个时代标志。最后见他是两三年前，在养老院，当时他精神很好，聊了不少陶瓷的事。我在故宫博物院工作时与老人家也有过不少交集，因为他九十多岁还继续上班，他的办公室也不大，当时看看他，聊聊天，收益极多。他有一个特点，即使年轻时经手的陶瓷，细节让得也很清楚，前年交大博物馆办了一个瓷器方面的展，他当时还写了一首诗。耿先生的为人处事更是我们学习的标杆，对每个人都很客气和蔼，对年轻人从无居高临下的态度，而是平等对待，关爱有加。他与世无争，对个人待遇从不计较，有容人海量。每次听他讲话，他都是轻声细语，娓娓道来，把自己宝贵的知识经验融入到看似不经意的聊天中。他的记忆力是惊人的，我们年轻人也比不上这位百岁老人。他对所经手过眼的陶瓷文物过目不忘，至今如数家珍。他就是一位天然的文物鉴定家。耿先生的大师风范将永远铭刻在我们的心中。”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刘朝晖说：“耿宝昌先生是文博界备受敬重的文物大家，他以其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古陶瓷鉴定知识加以系统化和理论化，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版《明清瓷器鉴定》这部重要著作，已成为古陶瓷鉴定与研究必读的经典之作。”

从学徒到大师的故宫情缘

耿宝昌先生1922年生于北京，祖籍河北辛集（束鹿）。1936年，年仅14岁的他进入北京“敦华斋”做学徒，师从著名瓷器专家孙瀛洲先生。

在十年的学徒生涯中，他练就了古瓷鉴定的基本功，也培养了对中国古陶瓷的深厚感情。

1946年，出师后的耿宝昌开设了自己的古玩铺“振华斋”。十年后，1956年，经师父孙瀛洲推荐，他进入故宫博物院工作，开始了与故宫长达近70年的不解之缘。当时故宫博物院院长吴仲超为了加强故宫的文物研究工作，广泛从社会上招募文物人才，耿宝昌就在那时与师父孙瀛洲一同进入了故宫。

耿宝昌先生

学术贡献与“型纹釉款”四字真言

在学术研究方面，耿宝昌先生撰写的《明清瓷器鉴定》为国内首部古陶瓷研究鉴定学论著，成为古陶瓷研究领域的里程碑式著作。他提出的“型、纹、釉、款”瓷器鉴定四字要诀，被业内奉为“四字真言”，成为艺术市场中陶瓷鉴定与鉴赏的重要标准。

在耿宝昌先生看来，明清瓷器的各类器型多能较为准确地反映各朝当时的生活习俗、审美标准、社会风貌和技术条件。他强调在鉴别中要重视对时代风貌的研究，并对不同的风格进行详细了解，分析对比。对于纹饰，他认为明清不同时期的瓷器纹饰都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不同的风格特点，在断代和鉴别真伪时，需要观察、比较同时期与相近朝代其他工艺品的图案、画意等特征。

他就胎釉的鉴别指出：“就瓷器而论，胎为骨，釉是衣。细致观察胎体和釉面，是断代和鉴别中很重要的”。

慧眼识宝与水下考古发起

耿宝昌先生以其超凡的眼力在文博界享有盛誉。他曾在采访中幽默地说：“他们说我是什么‘人间国宝’，那是吹牛！反正吹牛不要钱！”

尽管年事已高，他的视力一直不错，这双“火眼金睛”为国家鉴定了数万件一级文物。在他的鉴定生涯中，1994年从香港拍卖会上以110万人民币竞得的成化罐尤为令人称道。

这个通高31厘米的成化罐是现存少有的大件器物，目前全世界仅存4只，而故宫的这件是唯一带盖的最完整的成化罐，如今其身价已涨至2千万人民币。

耿宝昌先生还与冯先铭先生同为中国水下考古的发起人，对丝绸之路作了详尽考察，为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贡献。捐物无悔与桃李满天下

1986年，耿宝昌先生将个人收藏的瓷器、铜器等文物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体现了无私奉献的精神。

他在国内外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担任教职，包括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硕士学位研究生导师、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博士生导师等，为文博领域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自1973年起，他多次出国赴法国、加拿大、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及香港、台湾地区进行考察、鉴定和学术交流，为中国古陶瓷文化在国际上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传统文人的品格与情怀

在所有的中国瓷器中，虽然近年有元青花和明斗彩的火爆，但他言谈中最喜欢的是宋代的素色瓷，尤其是天青色的钧窑，认为“非常地雅致”。

从1936年第一次参观故宫，到1956年正式进入故宫工作，再到2025年逝世，耿宝昌先生与故宫的渊源长达近90年。他见证了故宫从“非常残破，到处是草和垃圾”到今日焕发新颜的历程，也见证了中国古陶瓷研究从起步到繁荣的发展。

相关文博界人士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耿宝昌先生的逝世是中国文博界的巨大损失，但他留下的学术遗产、鉴定理念和敬业精神，将继续照亮后来者的道路。

正如他所期望的——中国将有更多“德智兼备的陶瓷学术专家”继承和发展古陶瓷研究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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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耿宝昌自述：实践出真知

陶瓷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研究其根源与内涵相当不易，实在是如临浩瀚大海，或宛如潜入海底，相对迎面而来的万千生物一般。远古的陶文化遗存，星罗棋布地散存于旷野深山，因历时久远，沧海桑田，地貌变迁，自然湮没，若去探索，就像海底寻宝一样艰难莫测，其中之谜实在是无穷无尽。而缩小陶瓷研究范围，仅就瓷器的一部分也同样如此。历史流传的各代瓷器，不同时期品种繁多，各具特色，认识、研究颇费心力，欲对它们全部了解与精通更非易事，所以也就形成了一门专业性很强的学科。

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进入这一领域工作，要读书，书读多了，自然知道其中的深意，但更要身体力行地去实践，实践才能获得真知。

晨兴夜寐  水滴石穿

1922年7月14日我出生于北京，当时家就在西安门惜薪司胡同。3 岁时随父母回到老家——河北省束鹿辛集孟家庄，乡里人都称我“京娃娃”。曾祖父名耿述圣，祖父名耿景山 ；父亲耿步桥，是从三爷这支过继给大爷爷耿景山的。我的祖父耿景山老先生在北京珠宝玉器行业，清朝末年曾名震京城，有“一个半人”之称。就是说同行中论专业精通程度，若以一个半人来衡量，我祖父可算一个人，其他人只能算半个。一块带皮子的翠或玉料，他能马上鉴别出质地的优劣。当时的人议论一件宝石、翠玉，都是问：“耿景山看过没有？”只要经他眼看过的，大伙儿就放心，管保是真货。由于“庚子事变”，所谓“小乱居城，大乱居乡”，于是祖父将家私运回原籍。事变后返京，车行至保定市张登处被匪徒洗劫一空，从此家境每况愈下。

1929年我7岁，入孟家庄乡立小学。读的书有《公民》《新生活运动》等，从此知道了朱买臣、牛顿、瓦特……，老师是位爱国人士。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我东北三省，在老师的爱国启蒙教育下，自小我就立下了实业救国，不当亡国奴的抱负。那时候每天鸡鸣即起，参加学校打日本的操练，还担任了红十字会长，学习救护。由于事事要强，学业每周、月、季考试总是第一名，被同学们称为“大强人”。1946年我成年后，和别人合伙开的古玩店，起名叫“振华斋”，意寓振兴中华，这种思想就来源于小学老师的启蒙教育。

20世纪60年代与老师孙瀛洲合影（左一耿宝昌，左二冯先铭，左四孙瀛洲，右一徐敬修）

1936年2月初，我小学毕业。尽管学习成绩优秀，但因家境不宽余，家中再不能供我继续学业。父母说 ：“学徒去吧！乡里风俗男孩儿必须外出，成不成的，试试看！”于是 14 周岁的我，由本村老同学张步宸、耿明珩等人带到北京，投奔我的堂兄耿宝善（号楚珍）。那时，他在琉璃厂“铭珍斋”做店员。临出来前，按着乡俗，家里兴娶大媳妇，好多人都来家中说媒。但我就是不要，自己暗下决心 ：“要有志气，要搞高、精、尖，要出类拔萃，绝不半途而废，不能让人看我被打回包（“打回包”之意就是干得不好，让人家给退回去），不成功不娶。”我因读书用功，一直得到堂兄的偏爱。他常在回家时给我讲些文物的故事，什么“兰亭曲水流觞”“清明上河图”“洛神赋”等，这也是当初我走上古玩行业的主要原因。另外在河北老家，大部分人都在外经商，但不同地方的人干的类别不同。比如深县、束鹿外出的人主要经营珠宝、翠玉、银钱、绸缎 ；武强、饶阳、安平人经营布匹 ；衡水、冀县人经营文物碑帖、法书并开办书店，这也使我受到了一定影响。

当时的北京，化学、玻璃仪器、五金是新兴的行业，特别兴隆。好多住户时兴安装压水机，所以五金行业发达，多经营铁管、铁板等。由堂兄之友郭凤章介绍，我开始在五金行业学徒。但瘦弱的身躯，适应不了完全靠人工扛、拉的繁重体力劳动。两三个月后，经乡人张维芝介绍，到了“敦华斋”文物店，拜在孙瀛洲先生门下学徒。“敦华斋”创业于民国十一年（1922），是一家大字号。孙瀛洲先生对学生要求严格，同行业中待遇也比较优厚。我经试工3天合格，正式成为孙先生的学生，这一学就是10年。

回忆这一段学徒生涯，令人不胜感慨。那时我曾背人偷偷落泪，夜里常常计算这3年的时间，3年要一千多天不能回家，按钟点就是二万六千多个时辰，什么时候才能到头啊！

“敦华斋”店铺较大，是现在北京保留的老字号，房子前后勾连搭六间，拐过去三间，南院南房三间，西房二间，后院是厨房，共有二十来间房。冬天光火炉就四个，还要长燃不灭。店里有十几个人，比我早去一天的都算师兄。我因为当时是小徒弟，所以十几个师兄弟也得我去侍奉，杂活累活全是我干。比如运煤、抬水，就要到200米以外的本司胡同里去运。店中做饭的厨师是个大个子，常让我帮他去抬水，回来抬煤筐。我因个子小，两人抬桶，一“起驾”，桶从抬扛上就滑到了我那头。越是人弱力小，越要干重活儿。店中四个火炉和厨房大灶，大中小各不相同，要按炉膛大小将煤砸成大中小不同的块，分别码放整齐。四个黄铜痰盂要求擦得锃亮，不能有水渍。为客人备用的七八杆烟袋，每天要通顺了气。店中洋灰地即水泥地，要擦得照见人。砖地从东扫到西，从西扫到东，师兄坐在旁边弯着腰侧着头看，差一点就得重扫一两遍。十几个人晚上睡觉现支铺，一张床三块板，两条凳，一个个支好，放上铺盖，再给每个人取来便壶放在床头。第二天早晨拆床、刷便壶、预备洗脸漱口水。所有紫檀红木桌椅与柜架要天天擦，花纹镂孔要用抹布一个个穿一遍。如门脸那么大的玻璃，要里外透亮看不见一点脏。门板要每天拆装六七块。地毯要夜间抬出去拍打。就这样，我天天从早晨5点多要一直忙到半夜12点才能干完活。

1974年在故宫漱芳斋（左一耿宝昌，左五吴仲超院长，左七王冶秋局长，右一冯先铭）

每当摆桌吃饭，一桌四至六人，碗碟由我摆。碗碟开始摆不好，师兄就训我 ：“你没吃过猪肉，也没见过猪跑吗？”吃饭不但要侍候大家，还不能落在人后，赶上吃面条，就偷偷让厨师给过凉水，好能吃得快。所以3年学徒，无论冬夏，我都没吃过一回热面条。

孙老师挺厉害，对我们要求严格。一听他吭哧就是要发脾气了，大家赶快找活干。该收拾的收拾，该做活的做活，该出去做事的出去做事，反正是不能闲着，无所事事。老师对我们要求严格，我们做事也都小心翼翼。

过年时“说官话”，就是老师品评每个人1年的表现，然后按劳取酬，论功行赏。大摆桌时，不许说不吉利的话。比如，吃饺子不够要添加，要说：“多着呢！”有一次，一个师兄错说成 ：“没了。”挨了老师一拳。年三十晚上该发1年的工钱了，老师却坐庄让大伙儿耍钱推牌九，到天亮大家全输了。初一早晨，老师催着大伙去有交往的人家拜年，晚上回来让接着耍牌，又都输了。于是，老师挨着个问 ：“你输多少？他输多少？”然后把大家输的钱又一一退回给每个人。他退完钱接着说 ：“明白吗？这就叫贪。耍牌和做事一样道理，真懂就买，不懂就不要贪便宜。不真懂却贪心买了就上当，这就是贪心要输，瞧你们贪心都输了吧！”孙瀛洲先生就是用这种方式教育我们，做事要谨慎，要明白各种事理，不可贪心，不可忘乎所以。

1974年在美国堪萨斯博物馆（左一希克曼，左二麦英豪，左三耿宝昌）

三年学徒期满以后，老师认为我忠诚老实，做事认真，就让我管账和银行、银号的往来及保险库等。我保管库房，非常细心，东西盘和盘、碗和碗，码放的整整齐齐。常年文物流动 10000多件，经手从未有过一点损伤。阴天下雨没有生意，就请师傅来在家糊囊匣。老师要求 ：使用的囊匣不能有虫蛀，匣外不能有尘土 ；取银票、送存款、取送文物，不能雇车，全是骑自行车；文物包好后，系在车的大梁上，如果人随车倒了，东西不能坏，这也让我练就了一技。

店中自行车、月票从不闲放着，人更不能闲着，这个人刚回来另一个人马上派出去。老师说 ：“这叫歇人不歇马。”充分利用时间和人力。

到年底要换账本，10000多件文物的账每年要重抄写一次。先以物核对旧账，卖掉的、新收的一件件往上挪号。师兄们都玩去了，我自己在店中干这事。写上去、本钱合出来，用天、地、日、月、星等字暗号代表钱数；账物核实、打印章、写打号、原物贴号，要搞四遍，至少一个月才能完。干这活儿对我很有好处，使我对经手的文物了如指掌，烂熟于心。

1986年耿宝昌（右）与冯先铭（左）共赴荷兰阿姆斯特丹参加中国古沉船拍卖

那年月文物鉴定怎么学呀？根本没人教你，要靠自己钻研，自己留心。店里大堂上老师和客人坐在那里议论，我站在一边侍候一边注意听。老师与客人的茶喝完了要马上续茶 ；他们的烟袋一上口，我要马上划着火柴点烟。有一次我听得太入神了，看见人家要抽烟，划火柴一着急，把火柴盒点着了，手指也烧着了，但不敢惊动客人和老师，只好右手给人家递火，左手背到身后甩胳臂，疼的直哆嗦。至今，我的左手大拇指还留有被当时烧的短了一块肉的疤痕。

晚上，等大家都睡了，夜深人静，我开始脑子过电影，去琢磨白天所闻所见的一件件文物，逐渐从中悟出了学问。有时老师会拿一件或几件东西来考大家，发每人一张纸条，要求把鉴定器物后自己认为的年代写在上边。刚开始，每逢自己写对了心里就特高兴。日子一天天过去，渐渐地我在老师发的小纸条上写对的答案越来越多了。眼力这个东西要想练成功很难，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练成的，看着容易做起来难。我自己通过实践体会到，不管一个人多聪明、刻苦，学习一门专业，没个三年五年的学习和感悟，根本入不进门去。所以我总结了一句话 ：“三年入门，十年成功。”学习古陶瓷鉴定，跟学习其他专业的规律是一样的，除了勤奋，你还得用心感悟。不用心的话，人家说东你往东，人家说西你往西，永远没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和主意。摆在你面前的这个东西真真假假，甭管它是否贵重，你至少得把它的年代看准了，要不然一点意义都没有，更谈不上什么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了。现在文物征集，一动钱就是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年代错了，谁担得了这个责任？

1993年耿宝昌在河北省博物院确认国家馆藏一级品

出师后，老师让每一个人都出去做事，可总不让我去，我心里也很想出去试试、接触接触社会。后来，当老师真把工作交给自己时，在高兴之余心里又很紧张。刚开始，老师交代你这事怎么说怎么办，自己就用心去记，就像小孩记着左手的钱是买醋的、右手的钱是买盐的一样。因为以前没接触过社会，所以心里就老是忐忑不安，一边走心里一边打鼓 ：去了以后怎么说啊？先说什么后说什么？从没见过人家，去了应该怎么跟人家说话？……等到了以后，说的就跟原来设计的不一样了，该说的就给忘了，出来了才想起来。再回去跟人说？怪不好意思的；不去吧，该说的又没说，心里就开始犯嘀咕……等回店后，就向老师汇报如何如何，该说的都说了。老师就问：“是这么说的吗？”呦！这心里顿时就咯噔一下，脸上就露馅了，就因为心里紧张，往往还会把事情办得一塌糊涂。

我还记得，当时我们店里有两辆很高级、很棒的德国三枪、白牌自行车，骑在路上感觉那叫美！就像现在开奔驰一样。那时车很少，几乎都是步行，走到前门也就是半个小时吧。能骑着车出去办事，心里那个高兴劲就甭提了！可等办事的时候，就把事给办拧了。因此，凡事都得锻炼，从不懂怎么去做到会做，一件事一件事积累，时间长了就锻炼出来了。所以，我现在带学生，一定把学生推到第一线，让他去尝试，每个人都得经过这个阶段才能锻炼出来，才能行事自如，办事周到。任何事情，都是先从零开始的。

那时候，老师也常考我们。有一次夜里12点，孙先生从天津回来，拿来一个包裹，告诉我们明天一早要给某人送去。当时，谁也没留意看这东西。第二天一大早，我们提着这包东西就要出门了，刚到门口，孙先生大喝一声：“回来！你们干吗去？”我们说：“送东西去呀！”孙先生说：“你们也不看看，送的是什么？是他买的还是他卖的？要是个炸弹你们也给人家送去？也不问问怎么跟人家交代？这就送去呀！我看你们吃什么？”我们全愣了，结果我们打开包裹囊匣一看，才知是一件宋代哥窑花盆。原来，它是老师刚买回来的。这是老师在考我们脑子灵不灵，做事走不走心，动不动脑筋。

在店中，每件事都要留心、专注。比如老师让我拿东西，如果业务不熟，保准拿不来。有时让取文物，老师只说：“把那端把的拿来。”什么端把的？是短把还是长把？每次我都是老师话音刚落，他要的东西已摆到桌上。这主要靠的是业务熟练，用心揣摸，观察分析，机动灵活，处处有眼力劲儿，不当甩手大爷。东西若拿不来，准会挨老师苛 ：“你傻小子白吃饭啊！”

那时我常偷偷想，3年学成我还不侍候呢！可是学徒期满了，我感觉自己翅膀还不硬，不能独挑门面，就又坚持在“敦华斋”继续干。出师以后，店里我是最小的一个，也是常被客人竖大拇指的一个。10年后，到1945年8月我才离开孙老师的店。1946年，我与堂兄合开了“振华斋”，正式营业。那年我24 岁。

至今想来，自己也莫名其妙，3年之后自己怎么就真学会了。

我想自己之所以后来有一定作为，有几个原因 ：一是投在名师门下。我的老师孙瀛洲先生，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通晓历代名窑，尤其对明初永乐、宣德器的研究更为精深，故被同行推崇为“宣德大王”。他不仅自己业务精通，还严格要求我们。老师问什么事，你必须对答如流，答不上来可不行，正所谓“严师出高徒”。二是学徒时在大店。大店里东西多，品类齐全，经常一年10000件文物精品来回转，看的多，反复琢磨，基础比较扎实。三是用功用心。自己有志向与抱负，俗话说滴水穿石，有志者事竟成，苍天不负苦心人。

学海无涯 精进不休

1956 年，文物局王冶秋局长、故宫博物院吴仲超院长，到孙瀛洲先生家谈统战工作，问到孙先生的学生都在哪里？可不可以推选一两位到故宫来工作？不久，孙先生向我转述了领导的意思，并问愿不愿意到故宫？这年的11月12日，我正式到故宫博物院报到。

到故宫博物院后，起初为吴仲超院长赴前苏联访问做准备，整理拨赠苏联的文物。不久调我去修复厂，集中整理所谓的“非文物”。1957年3月，我奉调到库务组，先后从事工艺、陶瓷库房的管理。我与欧阳南华、梁匡忠、刘伯昆、王树桐、徐松林等同志，对这两类文物库房中大约十几万件文物，进行了文物集中鉴定、整理，建立账目、卡片及建立专库等工作。

故宫博物院文物整理大体分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1954年至1959年实施《整理历史积压库存物品方案》；第二阶段，1960年至1965年对藏品进行科学整理，进一步鉴别、划级珍品文物并建档造册，建立全院文物总登记账，文物三核对 ；第三阶段，1978 年至1985年落实故宫《库房文物整理七年规划》。从1957年到保管部，我一直在库房工作。除对数以万计的文物重新鉴定、划级外，还耐心向其他同志传授自己的鉴定经验。库房的日常工作，可以说我一项也没缺少过，从打扫库房、文物搬运、推拉车、扛抬柜架、防震，到整理、贯号、排架等等，始终和大家一起同吃苦同受累。一直到1986 年以后，我已经60多岁，才脱离库房管理岗位，把主要精力放在带学生、科研和著书立说上。

20 世纪 90 年代拜谒台北故宫秦孝仪院长（左一李辉柄，左二耿宝昌，左三秦孝仪）

在库房工作数十年，专就文物的保管工作研究我写了两篇文章，尚未发表，合计两万四千余字，即《古陶瓷安全保管琐谈》和《瓷库》。《古陶瓷安全保管琐谈》对库房文物科学管理，如库房安全、文物出入库手续，保管人员职责、提用文物注意事项及操作规程、工作人员着装、贯号和清洗等问题都做了详尽的论述。为使库房人员能针对不同的瓷器进行不同的管理，还分析了陶瓷的性质（诸如胎体中的浆胎、缸胎、沙胎、泥胎、炻等），陶瓷的疵病（毛边、土蚀、土锈、窑裂、脱釉等 50 多种），瓷器破损后的修改与伪造及瓷器的纹饰内容等均有详细的说明。《瓷库》则是对故宫博物院陶瓷库的变迁，各库文物庋藏，库房的类别，室内庋藏量，人员编制、变动等，所做的详细记载。它是故宫文物库房保管工作的局部历史，有些弥补了档案的空白。两稿撰写于1979年，不久我将把《古陶瓷安全保管琐谈》整理后公之于世，以供同行文物安全保管工作中借鉴参考。

20世纪50至60年代，库房管理人员的工作环境十分艰苦。那时没有冬天不进库的规定，冬天下大雪，照常从太和殿前的库房弘义阁，一大筐一大筐往现在的珍宝馆宁寿门东西院抬瓷器进库房。因为库房既不能生火，也没暖气，更没有电灯，所以九龙壁库房门窗得敞开才能工作，为此，上级给每个人发了一个暖水袋。编目制卡写字的时候，哈一口热气写一个字，通常要干到天擦黑才出库。腊月三十也是照常下班，不能提前回家过年。尤其当时提出为生产服务，选保留和备拨调品，加上北返的文物开箱，三番五次反复，工作特别紧张。但如今回首往事，从另一角度考虑，当时工作虽累，但接触文物次数多，件数多，相对来说也促使业务有了很大提高。可以这样说，故宫是中国最大的古代艺术品宝库，在近百万件藏品中，仅陶瓷器就占了35万多件，占三分之一还多。在这里工作就是在上全世界最好的大学，就是在知识的大海中游泳，学之不尽，受用不完。

2005年耿宝昌在中央电视台“大家”访谈栏目

就文物整理来说，虽叫科学整理，也是相对而言，每个阶段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随着时代的进步，认识的提高，加上考古发掘的新发现，即使鉴定过的文物，也会有新的发现。过去如此，今后还会如此。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也不能单纯认为是谁推翻了谁的结论。工作就是实践、提高，再实践、再提高。在这个阶段，1958年大跃进中，我与欧阳南华先生发明了“文物一次安全计量尺”，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使一件文物用尺一卡，口、颈、足及器身的高、宽尺寸全出来了，减少了逐一丈量的手续。同时在整理中，新发现的珍贵文物，重新鉴定的文物，经我过目的，大家认定的件数也非常多，在时代和级别上做了改变。经我手为故宫征集的一级品也有一些，如 ：红山文化时期的立雕玉神兽，唐代越窑长颈瓶，宋代哥窑葵口碗，宋代耀州窑刻花梅瓶，宋代钧窑钟式花盆，明成化青花人物荷叶盖罐，乾隆款龙泉窑刻花盘等，都是难得的珍品。故宫原藏两件定名为宋代宣和窑瓷器，其中一件拨给了历史博物馆，都定为一级品，经我鉴定后达到大家共识，改为乾隆时期督窑官唐英仿制品。《故宫博物院藏瓷选集》刊印的永乐红釉三猴水丞，我确认为康熙仿 ；原定成化斗彩兽纹罐，实为清雍正仿明，在时代上也做了更正。

从长期的工作实践中我感觉到，成为真正高精尖的专家是十分艰难的，100个人里往往出不了两三个，连我自己也一样。在鉴定上，我感觉自己是一条半腿，比一条腿强点。有些问题，用最美的语言和文字也表述不准确。比如 ：瓷器胎釉质感上的软、硬程度。大多数赝品的胎釉都不及真品坚致，不够硬度，质感上就不一样，这是日积月累的直观感受，往往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文物工作者应该要求自己，把眼睛练成如 X 光透视一样有穿透力。

1969年至1971年，我随同故宫大批人员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参加了艰苦的劳动。1971年5月，国家文物局王冶秋局长将我调回，筹备由国家文物局主办的在慈宁宫陈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之后我和一些外地来的同志，在故宫的武英殿筹备创建出国展览委员会及筹备出国展览，承担了大多数繁琐的事务性工作。

1973 年，在王局长关心下，我被派往法国，参加首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随展组，为期近半年。

1974年至1975 年，我又作为随展人员，从加拿大展览转赴美国华盛顿、堪萨斯、旧金山工作近一年。当时王局长指示我们要广交朋友，这是继乒乓外交后的又一次文物外交活动。作为外交使者的身份，我深感肩负责任的重大，也为此而感到自豪。到美国后的情况，也使我备受感动。文物一到，运途中前面是三辆摩托开道，文物车在中间，后边是电台的车，一路警笛长鸣。天上飞机巡逻，展览馆周围有马队值勤，非常威武壮观。好多华侨天天来看我们，杨振宁、杨联升、赵元任、丁肇中、陈省身、李政道三天两头去，并对随展人员说：“你们的到来，让中国人的腰板挺起来了。”所以，文物展览的意义，绝非是艺术活动的概念所能包含得了的，它早已超越了这一界线。

我在一没陪同、二没翻译的情况下，身上装着国家给我路上用的20美元，1月20日从北京起程，至广州经香港，转机到日本东京，又飞往美国阿拉斯加，最后到达纽约。

回来后，我们两人联名立刻给国务院写了个报告，建议尽快建立我们自己的水下考古队。当时在国务院的主持下召开了扩大会议，海军、远洋局、科学院、社科院、潜水队、交通部、历史博物馆、国家文物局等单位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后来经国务院批示后，1987年正式建立了中国水下考古队。现在近 30年过去了，我们国家的水下考古工作已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并蓬勃开展起来，正在向水下科学考古进军。

1988年，香港实业家、文物收藏家杨永德先生夫妇，看到我《明清瓷器鉴定》一书中，提到他收藏的明代天顺款青花波斯文三足筒炉是世间罕见之品。杨氏夫妇便请广州市博物馆的麦英豪先生转达我，说既然这样宝贵，愿将自己收藏的明代天顺款青花波斯文三足筒炉和永历款褐釉炉捐献给故宫，并约我向院方转达。1988年10月22日，经我鉴定，其确为真品，杨氏夫妇无偿的将文物捐献给故宫，并在故宫漱芳斋举行了嘉奖仪式，颁发了奖状和证书，完成了他们一生的夙愿。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不知不觉间我已年近九旬，涉身文物界73年了。往事历历在目，感悟良多。回首自己一步步走过的学习之路，深深感到有几点是极为重要的。

一是学习之始一定要拜一位好的老师，并尊师重长。自学成才者固然有，但极少，大多称自学成才、无师自通者，多数是自欺欺人。

二是学习之始定要立志，要有目标，力求高精尖。同时，学习过程又要如同一把折扇。本专业是扇轴，扩大的知识面是渐渐展开的扇页 ；本单位是轴心，放眼全世界是展开的放射状扇面。这样日积月累，足履实地，高瞻远瞩，才能下学上达，通才达识，一专多能。

三是学习基础一定力求扎实，再扎实。不怕慢，关键是持之以恒。一天识一字，一天学一事，就如同两人赛长跑，落后者也许节奏慢，但如能坚持不懈跑到终点，也应是最后的嬴者。基础学扎实了，遇到事情才能经得起三问不倒，挺得住三斧不倒。任何一种专业与技艺的精深，均非一日之功。正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或“十年磨一剑”。

四是学习还要诚实。诚如圣人所言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人人都不是圣贤，故一个人某些方面不知并非耻辱。学而知不足，它可以激励自己不断扩展知识面，再学习，再磨砺。切忌浅尝辄止，不求甚解，人云亦云。不论别人说的，书上讲的，最终要以“唯物论”为基点，实事求是。

五是工作学习与人相处，也切忌妄自尊大，盲目自信，自命不凡，不许别人讲话，不听别人所言。正如圣人所言 ：“三人行，必有吾师。”只要虚心求教，人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老师。学海无涯，学无止境，自己应该活到老学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