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深入了解中国古代历史，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宋朝之前，历史上曾多次出现权臣篡国的情况。然而，自宋朝开始，虽然大臣们仍然掌握了大量的权力，但他们几乎不再能够直接篡位。

教科书通常将这一变化归因于科举制度的推广。随着科举制度的实施，官员们对皇帝的忠诚度显著提高。这种变化使得权臣篡国的难度大大增加，几乎可以说是无法再篡位。然而，除了科举制度之外，还有两个关键因素：唐宋时期税收方式的变化，以及三省六部制的确立。

从整体来看，这些因素都指向一个结论：宋朝之后，权臣篡权的成本被大幅提高，几乎高到个人无法承受的程度。

首先，我们来看科举制的影响。在古代封建王朝中，科举制度的实施无疑是一次标志性的变革。在科举制之前，先秦时期一直使用着世禄世卿制，到了汉朝后，又采用了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这两种选才方式实际上都属于推荐制。虽然这三种制度在形式和操作上有所不同，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官员提拔更多依赖于个人关系，而非单纯的才能。

在世禄世卿制下，能力再强的人，如果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也很难获得重用。而在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的体制下，拥有与选官官员的良好私人关系，往往比单纯的个人才学更重要。直到科举制的推广，才出现了个人能力在选官中的主导地位。尤其是在宋朝，科举制的实施使得考生的个人能力首次超过了家族背景和人际关系，成为晋升的关键因素。

这一变化带来了显著的影响。在此之前，人才晋升的关键通常是获得高层官员的支持，甚至有时会在皇帝与考官之间做出选择，倾向于听从考官的指示。但在科举制下，考官的影响力大幅下降，个人的才学变得更加重要。这使得考生不得不专注于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而这恰好与“忠君爱国”的儒家思想相契合。因此，从科举制推广的那一刻起，忠君思想逐渐深植人心，这也使得皇权的基础得到了显著增强。

这意味着，在科举制度推广后，即使一个权臣能够拉拢中高层官员，也很难完全控制基层的官员。换句话说，科举制提高了权臣篡位的成本。

此外，唐宋之后，收税方式的改革也进一步增加了权臣篡权的成本。中国自古就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通常有两个：土地税和人丁税。在唐朝之前，这两种税收方式通常是一起进行的，因为从东汉末期至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一直实施“庄园经济”，地方上的世家大族掌控了地方管理的实权，成为朝廷收税和征兵的依靠。

在这种背景下，权臣想要影响一个地方的管理，只需拉拢一个或几个世家大族的领导者，就能获得极大的权力。如果一个权臣能够得到多个世家大族的支持，他的权力便足以让他完成篡位。然而，宋朝后，税收方式发生了变化，土地税与人丁税开始分开征收。这一变化削弱了地方世家大族在地方的垄断地位，导致权臣无法像过去那样通过简单的拉拢几个人来实现控制地方的目标。

同时，宋朝之后，中央政府的结构逐渐变得更加精细，文官与武将的职能分工愈加明显。宋朝之前，文官常带兵打仗，而武将也常被任命为官员，但宋朝之后，文武职能越来越分化，文官无法轻易统领军队，武将也难以参与政务。这种结构性变化使得权臣完全掌握政权的难度进一步增加。

综上所述，宋朝后，权臣篡位的成本大幅提升。个人和家族的权力已经无法绕过皇帝，完成对国家的控制。因此，从宋朝开始，历史上几乎再没有出现过权臣篡位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