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随着七七事变的爆发，全面侵华战争正式打响。然而，早在1931年，东北就已沦陷在日本帝国的铁蹄下。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东北的失守不仅仅是土地被夺走，甚至日本人当时就有计划将中国的东北土地“移民”过去，替换成日本人。这一计划可不简单，它不是种几亩地的农田，而是一个逐步驱逐中国人民、将整个东北变成日本人的殖民地计划。如果这个阴谋成功，中国的地图很可能早已换了模样。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不仅派兵占领东北，还把目光投向了“移民开荒”。不要以为他们来东北只是为了种地，那只是一个掩人耳目的幌子，背后真正的目标是通过大量的日本人移民，将中国东北变成第二个北海道，彻底改变这里的民族结构。

东北的土地非常肥沃，比如黑龙江省桦川县的中伏乡，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村落成群，堪称“风水宝地”。到1938年，这块地皮引起了日本人的兴趣，他们开始行动了。日本人先通过伪政府发布“收买土地”的消息，宣称要“开荒”，并以“公平交易”为名，吸引中国农民出售土地。

然而，随之而来的是极低的收购价格：上等土地的价钱仅是市场价的五分之一，甚至有的土地完全不支付现金，只有空头支票。哪里是买地，分明是抢地。若农民拒绝卖地，日伪军就会拿出刺刀，直接闯进村庄，翻箱倒柜找地契，任何敢抗拒的，立刻遭遇军靴“教育”。

不仅土地被夺走，房屋也自然没了保障。土地一卖，房子也就被接管了。很多当地居民被强迫迁移到集贤县，所谓的“安置区”，其实是一片荒芜的草地，水洼遍地。给房子？只分了一捆木材让人自建。给牲畜？一匹骨瘦如柴的马，也得自己花钱购买。粮食更是成了大问题。起初，他们只能依赖日本人带来的食物，吃完之后，便靠捞鱼、挖芦苇根勉强维持生计。年年饿殍遍地，许多老百姓死于饥荒。那些幸存下来的，或者流亡他乡，或者忍辱回到故土，租回自己的土地，成为日本人的雇工。

那么，这些所谓的“开拓者”，他们到底是如何在东北“生存”下来的呢？

以“宝山开拓团”为例，1939年春，380多名日本人来到中伏乡，他们团长叫金田舍男，来自日本山形县。他们定居在七星村，村民不久前才被赶走。开拓团像一个有序的军营，伪满政府为他们准备好了住房、农具、耕牛，甚至衣物。每户分到20晌耕地，且能根据人口数量增加土地配给。这些资源远远超出了当地百姓的承受范围，然而这些“开拓者”并不懂得如何耕作，土地的租赁成了他们的“副业”。

地主们租下了这些“开拓者”的土地，雇佣当地的农民耕作。逃回来的中国农民，甚至只能租一块地，做低薪的雇工，每天的工资只有一块五，而当时正常的工资是两块。这样的生活，无论谁听了都会觉得愤怒。劳动条件更是恶劣：雇工们修建围墙，干了一整天，连口午饭都没吃，回家后还要遭到监工的打骂。有一位老人回忆，曾经有一次，扁担被打断，飞出的木刺刺瞎了一个日本人的眼睛。

更为恶劣的是，一些日本团员沦为流氓，开始骚扰中国妇女。白天他们在别人门前撒尿，晚上则成群结队敲门，发现屋里没有男人就开始动手动脚。没人敢反抗，稍有不满就可能被打。

这些所谓的“农民”其实完全是军队化的作风，开拓团实行严格的配给制：所有的吃住行都由政府供应，穿的是军服，吃的是大米，连煤油灯都是“高级版”。在他们的眼中，中国人是劣等民族，随便打骂都行，甚至连人的生命在他们看来都不值一提。

那么，到了战争的最后阶段，这些开拓团成员又是怎样的结局呢？1945年日本战败后，宝山开拓团的男人几乎全被征兵带走，留下的只有妇女、老人和孩子。当时，大雨倾盆，一辆辆大车陷入泥地，突如其来的一群东北青壮年出现了，他们伪装成推车的民众，在不引人注意的情况下，杀死了押车的几个日本人，抢夺了武器。领头的是当地的农民王福，他动作迅速，专挑拿枪的日本人下手，但他没有伤害妇孺，只是抢走了武器。

那些剩下的日本妇女儿童被带到了板子房后，遭到了一个日本官员的训话：“中国人已经恨我们，落到他们手里，只有死路一条。不如自杀，死得干净。”因此，许多日本妇女选择了跳井自尽。没有跳井的，被关押在校舍里，准备放火烧死。几位带着孩子的妇女试图爬窗逃跑，但却被枪杀。当火焰逐渐吞噬整个建筑时，王福带着人再次赶来，远处一阵枪响把守卫吓跑，几乎所有人都得以幸存。

第二天，村民去挑水时，发现井里满是尸体，幸存的妇女和孩子被村民从井中救出，带回家收养。日后的岁月里，这些日本孤儿融入了东北的生活，成为了当地的一部分。七星村的王桂英和东宝山的范福贵，都是当年被收养的日本孤儿。

这段历史的血与火，深深烙印在当地人民的记忆里。而那些侵略者，日本人，最终在战争结束后被送回了日本。虽然他们曾妄图通过“开拓团”将东北变成他们的殖民地，但最终连命都没能保住。历史是不会撒谎的，最终，沾满血迹的土地依旧没有改变，反而在时间的流逝中见证了曾经的痛苦与勇气。那些普通人的命运，尽管不被大多数人所铭记，但在这片土地上，永远烙下了深深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