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秦国统一天下的过程中，两个关键词是“商鞅变法”和“奋六世之余烈”。许多人往往把焦点放在“商鞅变法”上，而忽视了“奋六世之余烈”，这实际上是对历史的片面解读，后者的重要性往往被低估了。事实上，后者的意义远超过商鞅变法。

北魏自拓跋珪在398年12月即位为帝，到冯太后在476年掌握最高权力，经历了近八十年的历史变革，也可以说是“奋六世之余烈”的表现。从拓跋珪、拓跋嗣、拓跋焘、拓跋浚、拓跋弘到冯太后（拓跋宏），这六代人几乎每一代都展现出了非凡的历史成就。

温故而知新，我们不妨重新回顾北魏每一代领导者的卓越功业。

第一代领导人拓跋珪不仅在疆域上扩展了领土，奠定了北魏的基本版图，而且在政治结构上进行重塑，实行了“离散诸部，分土定居”的政策，成功设立了平城作为京畿特区。他还对各部族进行阶级划分，将匈奴、柔然、丁零、东夷等胡人群体融合成所谓的“代人集团”，进一步加强了中央政权的控制。拓跋珪还改革了爵位制度，促使社会各阶层更加团结，为日后的政治稳定奠定了基础。此外，拓跋珪还亲手铲除了母亲和一系列具有威胁性的权臣，成功开启了“父死子继”的传统。

第二代领导人拓跋嗣则集中精力解决了北魏的继承问题，彻底巩固了“父死子继”的制度。他通过让太子提前监国，以身作则的方式，确保了权力顺利过渡。

第三代领导人拓跋焘则继续扩大疆域，彰显国威。他不仅统一了北境，还设立了边疆军镇，确保了战略物资如马匹的顺利输送。他还通过汉化改革，吸纳了大量南朝的优秀人才，打破了南朝的心理防线，为北魏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第四代领导人拓跋浚在前期当了八年傀儡皇帝，但恰巧为北魏积累了十余年的修养生息。在他正式执政后的五年里，北魏国力不断增强，国家的根基愈发稳固。

第五代领导人拓跋弘则在与冯太后的权力斗争中，力图突破外部局面。他趁乱夺取了刘宋的山东和淮北地区，进一步扩大了北魏的领土。

第六代领导人冯太后（拓跋宏）则完成了北魏的汉化改革，推动了国家的最终稳定。这一阶段的改革，堪称是历史的巅峰之作。

改革和变法通常遵循着一个从定基调、大框架、分阶段、试运行到最后形成体系的过程，而不是一蹴而就的。北魏在冯太后（孝文帝）时代，虽然疆域不断扩展，代人集团的综合素质也逐渐提高，但其内政体系，尤其是胡汉融合方面的不足，始终未能彻底解决。北魏的南北差异，如同战国时期赵国在赵武灵王改革前的情况一样，仍然存在巨大的文化鸿沟。

为什么北魏在经过长达八十年的摸索之后，仍然未能构建出成熟的统治模式呢？原因在于他们未能深入理解汉政权的三个核心要素：礼乐制度、编户齐民和信仰融合。礼乐制度是社会稳定的润滑剂，编户齐民则确保了税收和社会秩序的清晰，而信仰的融合则是建立社会凝聚力和思想统一的有效方式。

例如，编户齐民制度关乎国家的税收和财政状况。税收的基础来自人口和土地的准确统计，但北魏在这方面却存在巨大问题。拓跋嗣时期，每户征收军粮五十石，而到了拓跋弘时期，这一标准仍未变化。虽然北魏的国力日益强盛，但税务征收仍显得简单粗暴，完全没有随着新增人口和土地的变化进行合理调整。这是因为，国家的税收来源并未随着人口增长而得到准确核算，官员无法从基层了解真实情况，导致税务未能得到有效规范。

即便如此，北魏也未能对土地和人口进行清理和整顿，原因就在于统治者缺乏对本土力量的依赖，他们作为外来政权，不可能在没有地方势力支持的情况下清理这些“历史糊涂账”。这种局面无疑暴露出游牧民族入侵政权管理上的困难，实际上这种征税模式就是依靠不断扩张领土以解决财政问题。

然而，这种模式存在极大的风险。当地方势力的财富增长超过中央政府的掌控能力时，矛盾就会不可避免地激化。冯太后时期，北魏的疆域已经几乎扩展到极限，无法通过外部扩张继续增加税收，因此必须思考如何更好地管理和控制中原的汉人。

然而，冯太后的处境也非常复杂。她与拓跋宏的父亲拓跋弘有过权力斗争，并亲手除去了后者。这样的历史背景使得冯太后在巩固自身权力时，必须寻求与汉人势力的联合。

因此，北魏孝文帝改革实际上是冯太后的汉化改革。她的改革计划宛如一场深思熟虑的政治博弈，逐步将汉人知识分子纳入决策层，重用底层出身的官员，构建了一个与传统权力结构不同的全新政治生态。冯太后的操作手法与前后王朝的政治家，如吕雉、武则天，均有异曲同工之妙。

冯太后深谙权力斗争之道，她不仅运用了灵活的人事安排，且在政务上展现了超凡的能力。她以一种高效且务实的方式，推动了北魏的全面汉化改革，使其在历史上成为一位杰出的女性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