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要是能保持冷静的头脑，清晰的思维，那么就能将错误带来的危害降到最小。如果情感掺杂其中，明明知道某些事可以做而不做，或明明知道某些事不可为而做，最终的后果必然会是灾难性的。

许多人常常提到，诸葛亮作为一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千古典范，我们对他的忠诚和人格产生了深深的敬仰。然而，如果从他坚持错误的北伐政策，导致蜀国过早灭亡的历史教训来分析，才能真正认识他的得失。

他上表陈述自己的理由，是因为面对了来自各方面的反对意见。众人认为蜀国国力薄弱，民心不稳，长期征战，疲惫不堪，眼下最急需的，是让百姓得到喘息的机会，恢复生机，医治战争的创伤。而诸葛亮却没有理会这些普遍的反对声音，仍坚持要北伐，开疆扩土，恢复汉室大统。

首先，他从“汉贼不两立”到“蜀魏不两存”，再到“有魏则无蜀”，以及“王业不偏安，惟坐以待亡，孰与伐之？”这些论调，他的判断存在明显的错误。魏国虽有吞并蜀国之心，但自曹睿上台以来，魏国上下普遍主张稳守防线，静待吴蜀内乱的机会。诸葛亮却错过了这样一个相对平稳，可以养精蓄锐的时机。

其次，诸葛亮深受先帝托孤重托，寝不安席，食不甘味，这种责任感和义务感，驱使他忽视了客观的可能性，贸然采取了冒险行动。他的决定，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威信和尊严，这样的行为并不值得我们效仿。

再者，诸葛亮错误地认为，如果蜀国继续与魏国对峙下去，必定会陷入精锐缺乏的困境。因此，他主张趁现有的战将尚在时，趁早发动进攻。这一思路，背后不仅反映了他对自己能力的过度自信，也表现出他对后代将领缺乏足够的信任。事实上，战争是复杂的系统工程，个别将领的去留并不会决定全局。

在一次失败之后，诸葛亮自己也承认“民穷兵疲”，“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但他依然发动了第二次攻势。这次进攻的后果，显然是可以预见的。

《古文观止》中收录的《出师表》是诸葛亮最为人知的文献之一。文中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以及延伸而来的杜甫诗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塑造了诸葛亮忠诚不渝的形象，成为千古忠臣的象征。

然而，文学的力量常常能激发人们的情感，使人深受触动。我们称之为“煽情”，而煽情往往带有一种片面性，容易让人忽视全局的理性。《出师表》的情感真挚，展现了诸葛亮的忠心，几乎溢于言表。但如果从蜀国当时的内外形势来看，刚刚完成远征，诸葛亮就匆忙发动北伐，显然存在一定的问题，值得深思。

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应该具备审时度势、量力而行的智慧。然而，诸葛亮却在没有充分考虑国力、民心、敌情以及周边环境的情况下，贸然挑战曹魏，进行了一次冒进的行动。这种冒险行为，正如许多历史上因好大喜功而最终失败的领袖们一样，他们也曾因为过度自信而付出惨重代价。

甚至在第二次上表时，连阿斗也劝阻他：“方今已成鼎足之势，吴魏不曾入寇，相父何不安享太平？”虽然阿斗的政治能力并不值得称道，但他这句话实际上点出了一个核心问题。可惜的是，阿斗当时已是个傀儡皇帝，他的意见未能改变诸葛亮坚持北伐的决心。

《蜀记》中记载了当时一些人的观点：“晋初扶风王骏镇关中，司马高乎刘宝、长史荥阳桓隰等士人讨论诸葛亮，许多人认为诸葛亮托身非所，劳困蜀民，力小谋大，未能度德量力。”吴大鸿胪张俨也有相似的看法，认为“诸葛丞相诚有匡佐之才，然处孤绝之地，战士不满五万，自可闭关守险，君臣无事。空劳师旅，无岁不征，未能进咫尺之地，开帝王之基，而使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这些意见反映了当时蜀国的实际困境，北伐的频繁出击并未带来实际的进展，反而使蜀国陷入了困境。

诸葛亮的频繁北伐，是因为他过于自信，未能深刻反思当时的国力和形势。与此同时，许多历史人物都有类似的冲动，他们追求不朽的名声，甚至在不适当的时候做出决断。诸葛亮也许正是受到了这种追求“留名”的动机影响。

曹操去世后，魏国确实失去了强有力的领袖，诸葛亮可能轻视了这一点，过于急于打开蜀国的困境，也许他对此并不完全意识到自己的过于轻敌和急躁。无论如何，这种欲望让他在当时做出了错误的决定，最终为此付出了代价。

无论我们怎么看待诸葛亮，他的北伐决策，都离不开他复杂的个人情感和理想主义色彩。他的战略眼光和抱负，虽然让他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厚的印记，但同时也埋下了悲剧的种子。至于他死后发生的事情与他生前的决策之间是否有直接因果关系，我们不能轻易下结论。这些历史事件背后的真实意图，往往难以揣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