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正朔和易服色向来是新王朝取代旧王朝后，必须采取的一项政治措施。然而，清朝的“剃发令”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难以执行的一项“易服令”，这一法令的实施也给清朝带来了极大的困扰。

当满清入关占领了南京、苏杭等地后，多尔衮认为大势已定，便发布了多项严苛法令，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剃发令”。该法令要求所有汉族百姓剃去原有的发型，改为满族特有的“金钱鼠尾”发型，号称“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然而，这一令令无数汉族百姓感到震惊与愤慨，因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损伤，孝之始也”的观念深深根植于汉族文化之中。此时，汉族百姓拒绝剃发，北方各地纷纷爆发抗议和暴动，而江南的百姓也积极参与其中。面对局势日益紧张，多尔衮决定果断暂停剃发令。

然而，仅仅一年后，随着南明弘光政权和潞王政权相继灭亡，多尔衮认为时机已到，便决定再次执行剃发令。于是，1645年6月，清廷发布命令，要求全国男性必须剃发，命令中明确指出，“各处文武军民尽令剃发，倘有不从，以军法从事”。此举一出，清军本来平稳的形势突然发生剧变，原本已平定的江南各地再度爆发起义，尤其是江阴和嘉定的反抗最为激烈。

当时江阴的新任知县方亨为强制执行剃发令，四处张贴告示，要求百姓剃发。此举引起了士人的强烈不满，许多士子纷纷聚集在孔庙前高声抗议：“头可断，发不可剃！”面对这种情形，方亨决定出兵镇压，然而，百姓并没有屈服，反而起义，推举典史陈明遇为将军，手持镰刀、斧头，甚至教鞭，攻占县衙，抓获方亨。清廷急忙派兵前来镇压，经过三个月的激烈对抗后，义军最终失败，许多反抗者被杀害，但他们仍然坚持“留发不留头”的誓言。

类似的事件也发生在嘉定，那里清朝任命的知县强迫百姓剃发，引发了民众的强烈反抗。在嘉定的乡绅候峒领导下，百姓们组织起来，成立了“嘉定恢剿义师”，公开与清朝对抗。此外，昆山、皖南等地也爆发了反对剃发的起义，这些地区重新陷入动荡，清军在平息这些叛乱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且，清军在其他尚未涉足的地区进行招抚时，变得更加困难，这也导致多尔衮未能在有生之年完成全国统一。

许多人认为多尔衮颁布剃发令是一项严重的战略性错误，因为他错误估计了百姓对剃发令的强烈反抗。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清廷迫切需要推行剃发令，这一措施对其稳定政权至关重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避免同化。在历史上，任何一个外族入主中原，最终都难以逃脱被汉文化同化的命运。满族本身的发型并不固定，早期他们只是将后脑留下一些头发并打成小辫子。随着清军入关，满人逐渐接触并模仿汉族的习俗，尤其是在北方已被占领的地区，部分满族人甚至为了保暖，将头发剃成汉族人的高发髻。如果清朝不强行要求剃发，满人原有的发型将在短短几年内消失殆尽。即使在之后的乾隆年间，满人依然受汉族影响，许多满人甚至不会讲满语，许多人也无法骑马射箭。因此，早早执行剃发令，保持满族文化特色，成为了清朝不可推卸的责任。

其次，剃发令可以作为谈判筹码。在多次暂停执行剃发令后，百姓逐渐适应了这一政策，也减少了反抗的力度。随着清军稳固政权，百姓逐渐接受了剃发令，这一过程犹如“温水煮青蛙”，直到百姓对剃发令不再产生强烈反感。实际上，剃发令不仅让清军逐步控制了南方，还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民众的抵抗情绪，使他们更容易成为清朝的“顺民”。

第三，剃发令有助于区分顺从与反抗。由于满清兵力相对较少，吸纳了大量的汉人降将。如果不通过剃发来区分敌我，那么一旦满族实力削弱，原本归顺的汉军可能会反叛，导致政权的崩溃。因此，剃发令不仅是要求百姓服从的一种方式，也是防止背叛的手段。被剃发的汉人群体更容易被清朝统治，并且形成了巨大的文化隔阂，从而避免了起义力量的联合。

最后，剃发令的实施是对汉人信心的打击。汉人几千年的文化自信被清朝这一法令击破，尤其是在文化上改变百姓的服饰和发型，象征着清朝的全面征服。通过这种手段，清朝不仅巩固了自己的统治，也提升了其权威。因此，剃发令不仅仅是文化征服的手段，还是清朝战略上的一项高明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