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小二记

最近我在阅读和撰写历史文章时，发现了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尤其是关于中国历史上皇帝称谓的演变，这对我们现代人而言，似乎有些耐人寻味。

在汉朝和隋朝的皇帝中，我们常用“某某帝”这样的爱称，例如汉武帝；而唐朝和宋朝的皇帝，我们则习惯称其为“某某宗”或“某某祖”，例如唐太宗、宋太祖；而到了明清时期，皇帝的称呼则简化为年号，比如康熙皇帝。以唐朝的李世民为例，很多人会好奇，为什么我们称他为唐太宗，而不是干脆叫他唐文帝，或者是贞观皇帝呢？

仔细分析这些皇帝的称谓，实际上不难总结出几个规律：首先，称“帝”实际上是使用他的谥号；而称为“宗”或“祖”则是为了指他的庙号。我们可以看出，汉隋皇帝是通过谥号来称谓的，而唐宋皇帝则主要使用庙号，而明清两代则更倾向于使用年号。

所谓的谥号，其实是对个人一生所作所为的总结，经过生前后对功过的评判，以简洁明了的语言高度概括其一生，可能是赞美、批评，或带有同情色彩。例如，使用“文”这个字则表明是褒义，可以算作美谥，而隋炀帝的“炀”则被视为恶谥，专指批评的性质。像“思”、“憨”这样的字则可以归为平谥，带有一些同情的成分。

谥号制度自周朝建立以来便开始形成，到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时候，这一制度受到了一些挑战。由于有人质疑“子议父，臣议君”的观念，秦始皇因此在位期间选择了直接废除谥号。然而，到了西汉，谥号又得以恢复并发展。

在隋朝时期，谥号的形式相对简短，通常为一字或两字，例如我们熟悉的刘彻有“孝武”的谥号，刘秀则是“光武”，而曹操、司马炎、宇文邕及杨坚等人都被称作“武”的谥号，造成了谥号的重复使用，显得有些尴尬。随着唐朝的开创，谥号的字数开始逐渐增加，李世民的谥号便是“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这种情况无疑使得对皇帝的称呼变得更加复杂化。

因此，为了避免谥号的混淆，另一个名称应运而生，那便是庙号。皇帝去世后，其遗体将被安置在宗庙中接受祭祀，而此时所使用的称谓便是庙号。然而，庙号并非轻易能得，拥有庙号的皇帝必然是对国家有过突出贡献的人物，只有值得祭祀，才能够建立庙宇，受到后世的缅怀。例如，汉景帝刘启就没有庙号。

自三国时期起，庙号的使用愈加普遍。由于谥号的逐渐增多且几乎全为美谥，庙号便成为了皇帝评价的重要标准。开国立业的皇帝被称为太祖，而继承其基业并发扬光大的则是太宗，至于仅仅守成的统治者则被称为世宗，守成再弱则为哲宗、显宗；若心中有复兴之志却无力施行，则称为肃宗。而康熙为何被称为圣祖？因为他重新开疆拓土，尽管其中有许多无奈的历史。

另外，由于传统的称谓使用了谥号和庙号，最后不得不以年号来称呼皇帝。年号起源于汉武帝时代，主要用作记录年代之用。皇帝可根据自己的意愿来更改年号，例如遇上吉兆时可能会改年号，若面临外患等突发事件，也会做出相应的调整。因此，一个皇帝在位期间可能会有多个年号，这种情况常常并不固定。

到明清时期，年号的使用趋于固定。当无法联结谥号和庙号之时，便更倾向于使用年号来称谓。以上便是关于皇帝称谓演变的一个简要介绍，因此刘彻自然被称作汉武帝，李世民理应称为唐太宗，而雍正帝则是大家熟悉的四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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