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0年代初期，中国国民党军队中存在着众多被称为“路军”的部队。通常情况下，中央军并不设定固定的“路军”番号，这类编号多授予地方军，而地方军往往拥有更强的独立性。例如，在1930年，杨虎城将军所领导的陕军便被授予了第17路军的番号，通常简称为十七路。

第17路军的编制较为特殊，尽管其下辖2个军的番号（分别为第7军和第38军），每个军下的兵力编制却并不完全，只有一个师。也就是说，尽管是军的番号，但这两个军并没有充足的兵力支持，因此军的编制相对较为空洞。实际上，这两个军的核心是第17师和第42师，分别拥有9个团和7个团的兵力，而这两个师的指挥官往往由军长兼任。

1937年初，第17路军发生了分化，第7军中的第42师在冯钦哉的领导下脱离了原部队，单独归入了第27路军，并且第42师也被重新分编成两个师。而原第17路军总部也随之撤销，剩下的部队则合并为第38军。第17师虽然规模有所缩减，但仍然是主力师之一。

这些改编的调整，按照国军的整编方案，遵循了2旅4团的制度。所以，新的第17师有2个正规旅和4个正规团，此外还保留了一个补充团。名义上补充团是为了补充正规团，但实际上，它作为一个独立步兵团存在。这样一来，第17师的建制便拥有了5个团，兵力约为13000人。根据战时上报的数据，赵寿山将军所称的兵力大约为11000人左右，虽然有所出入，但无论如何，该师的兵力都在万人的规模上。

这支部队是杨虎城将军亲自训练并带出来的，属于原第17路军的精锐力量。然而，在当时的中国，各个部队之间的武器装备差距显而易见。中央军的装备普遍要优于地方军，后者的武器条件通常较为简陋。尽管第17师属于陕军的精锐部队，但其武器装备并不算好。以轻机枪为例，1937年11月初，赵寿山将军上报的武器装备情况中提到，第17师的轻机枪总数为138挺。

为了便于比较，同在西安的中央军第36师装备了351挺轻机枪，而胡宗南所辖的中央军第1师则拥有334挺。三支部队的兵力大致相同，且第17师的编制中还包含一个补充团，但其轻机枪数量仅为中央军嫡系部队的40%。这并不仅仅是数量上的差距，还包括武器的质量和弹药供应。中央军的嫡系部队通常能够确保轻机枪配备到步兵班级，且采用的是统一型号的全新枪支，同时弹药供应充足，每个师的机枪弹数量能够满足大规模消耗。

相比之下，陕军第17师的轻机枪装备大多来自于长期积累，很多枪支早已老旧，只要还能使用的都被列入库存。而且，弹药的供应相较于中央军的充裕状况，也显得相当紧张。日军在华北的第20师团曾评价中国守军在山地作战时极为顽强，尤其是在娘子关战役后，日军指出，虽然中国军队作战坚韧，但其装备不如他们在涿州遭遇的中央军。

当时，第17师的138挺轻机枪平均分配到5个团内，每个团约配备27挺（剩余的3挺分配给其他部队）。因此，每个步兵连只能配备一挺轻机枪，而中央军则实现了一个步兵班配备一挺轻机枪的标准。换言之，第17师的轻机枪数量仅为中央军同等单位的三分之一。甚至在地方军和中央军旁系部队中，一个步兵连通常会装备3挺轻机枪，而一些地方部队的配置甚至可以达到6挺。

日军则拥有强大的火力支援，步兵中队普遍配备6到9挺轻机枪，同时配备大量的炮兵和掷弹筒。面对这些火力优势，第17师在与日军的交战中付出了沉重代价。特别是在河北的初次交锋和山西的娘子关战役中，第17师不仅装备劣势，而且火力支援稀缺，使得很多士兵不得不以肉体作盾，进行殊死搏斗。

在娘子关战役后，日军第20师团评价中国守军在山地的顽强作战，尤其是在雪花山和乏驴岭等地，尽管第17师竭尽全力守卫阵地，但其装备差距仍显而易见。由于缺乏足够的火力支援，第17师很多战士在激烈的战斗中牺牲。战斗结束后，原本拥有138挺轻机枪的第17师，仅剩下18挺，损失率接近九成。这场战斗的激烈程度，可以说是装备差距直接导致牺牲的缩影。

为了纪念这场英勇的抗争，雪花山和乏驴岭战斗后，第17师成立了《血（雪）花剧团》，并创作了战歌《我们在乏驴岭上，誓与阵地共存亡；我们在雪花山上，血花扶着我们的刀枪；井陉车站夺大炮，娘子关外毁车辆……》这首战歌凝聚了这支精锐部队的顽强精神，也成为了中国抗战史上一段深刻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