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7月,刘邓大军从千里之外的基地出发,成功跃进大别山,势如破竹地突破了敌军封锁,开始在复杂的鲁西南一带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军事行动。途中,他们歼灭敌人超过六万人,战果颇丰。尽管面临重重挑战,历经艰辛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到10月下旬,刘邓大军终于在大别山站稳了脚跟。大别山位于桂系的控制区,也是国民政府的核心地带,刘邓大军就像一根扎在敌军心脏的钉子,成为敌人的眼中钉。这一消息传回南京,蒋介石感到极大的威胁,心情焦虑不安。他认为,只有白崇禧,那个“岭南小诸葛”,有能力包围并消灭刘邓大军。
白崇禧,这位历经多次与我军交锋的桂系总指挥,的确有过硬的军事才能。早在红军时期,他就曾与我军激烈对抗,对我军的游击战术和机动战法有着深刻的了解。白崇禧凭借敏锐的洞察力,曾给我军造成过不少重创。不过,尽管我军在当前比长征时期更加充实,敌军的装备却也更为精良。面对如此强敌,刘邓决定采取分兵两路,内线和外线同时展开作战。
此时,白崇禧亲自指挥30万大军,飞抵九江。他并未采取一贯的猛攻,而是采取了更加谨慎的战略。他知道,大别山的地形对于我军的游击战极为有利,因此下令各部队在没有明确指示的情况下,不得单独行动。每次行动至少要有两三个旅一起,以步步为营的方式,形成包围之势。白崇禧所指挥的第七军及整编48师对于大别山的地理环境以及气候十分熟悉,并且擅长山区作战。他们通过跟踪、袭扰等战术摧毁了我军的一些情报站和交通网络,给我军造成了不小的困扰。
除了军事上的部署,白崇禧还采取了极为狠辣的政治手段,企图从根本上削弱我军的生存基础。他知道刘邓大军已经深入敌后,后方断绝,后勤和伤员救治全依赖于地方群众支持。于是,他仿效广西的统治方式,控制了所有交通要道,切断了我军与当地百姓的联系。这样一来,很多受伤的战士无法获得必要的粮食和药品,最终因无法得到及时救治而死去。同时,他还组织了地主、乡绅以及反革命分子,成立了所谓的“安保队”,这些人熟悉地形,采取伏击、夜袭等手段,不断加重我军的损失。在军事与政治双重围剿之下,刘邓大军的处境愈加艰难。到10月下旬,白崇禧的三十万大军已将大别山团团包围。
面对敌人的围攻,刘邓经过缜密分析,决定采取分散行动,以利用现有的优势与敌周旋。第十纵队和十二纵队配合,开辟了新的根据地,方向指向桐柏和汉江地区;而二纵、三纵和六纵继续留在内线,负责牵制敌军。为了更好地指挥,刘邓在两路军中各自成立了指挥机构。与此同时,刘邓面临着一个棘手的决定:谁应该留下来牵制敌军。内线作战的风险远比外线要大,因为一旦被敌全歼,就无法回撤。当时,白崇禧的九个整编师已经接近大别山,彼此之间的距离不超过四十公里,刘邓大军很难在如此狭小的活动空间中寻找合适的战机。
11月中旬,刘邓决定将二三六纵队留在大别山坚持斗争,而他和张继春则带领其他部队向淮河以北推进。12月3日,国军展开了总攻。经过一番猛烈的围攻,敌军在11日连续失利,伤亡惨重,暂时停止了进攻。在这一短暂的喘息机会中,刘邓大军成功突破了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当天,刘邓大军正式分兵开始行动。夜晚,李邓带领的部队通过强行军,迅速抵达金福,暂时甩掉了紧随其后的敌军,并与文殊祠的主力汇合。
刘伯承则率领的部队急行军,经过80公里的路程,在短短的一夜之间到达了光山以北。就在他们稍微放松警惕时,侦察员带回了敌军动向报告,称有敌军部队出现在他们前方。随即,刘伯承指挥部队行动,但二纵的二十旅最终还是被敌军追上。经过一夜的激烈战斗,我军成功突围。敌军由于未能准确掌握我军的动向,最终没有继续追击。
16日,刘伯承一部终于抵达淮河。面对原本不稳定的木桥崩塌,战士们只能脱掉棉裤,涉水渡过。尽管距离并不遥远,但山区的严寒使得每个战士的双腿都被冻得麻木。当他们终于渡过淮河后,刘伯承带领战士们在岸边活动,待身体恢复温暖后,换上棉衣,背起装备继续前进。22日,刘伯承一部顺利抵达安徽临泉县,这里正好是国军九江与蚌埠的连接点。随后,刘伯承指示一纵队向新蔡、汝南一带发起进攻,三纵队则向皖西一带展开行动,二纵和六纵继续在大别山南部作战。
为了协助刘邓突破白崇禧的重点围剿,中央决定派遣陈赓和粟裕两个兵团出击平汉线,实施声东击西的战略,破坏敌军的交通线。这一举动迫使蒋介石不得不调动一部分兵力回援,从而减轻了刘邓大军的压力。两路大军执行任务时,一时间中原大地枪声四起,我军接连攻占了许昌、洛河等地,在短时间内彻底切断了平汉线。
20日,中央下达指令,要求粟裕统一指挥华野和陈赓兵团,击溃李铁军部后继续南下进攻武汉,迫使白崇禧调整对大别山的围攻计划。白崇禧早已识破蒋介石的战略意图,蒋则故意拖延增援。正因为双方内部矛盾加剧,错失了许多重要情报,敌军对我军的进攻反应迟缓。李铁军第五兵团急于立功,却被我军诱入包围圈,最终在26日晚被彻底歼灭。
随后,刘邓部继续推进,而二十军则在确山遭遇了严峻的战斗。敌军虽然人数较多,但由于战术受限,终究未能抗住我军的强大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