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中国著名科学家宋健访问埃及时，在卢克索遗址发现了一份完整的埃及古史编年，年代精确到十年内。例如，赫利波利斯时代的第五、第六王朝，被确定为公元前2400年至公元前2375年。这一发现令宋健深感震撼，促使他对中国历史的编年问题产生了深刻的思考。中国的历史记录，从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开始，才有了较为确切的年代记载。此前的历史，往往存在年代不清的问题——有的历史记载缺乏年号，甚至王朝的起始年代无法明确考证，这就导致了“五千年文明，三千年历史”的不准确说法。

古埃及文明史的严谨编年激发了宋健的深入思考。回国后，他提议启动“夏商周断代工程”，以期制定出一份有科学依据的夏、商、周三代年表。经过来自200个不同学科的专家历时四年的共同努力，1996年，相关成果正式发布，包括《夏商周断代工程一九九六－二〇〇〇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以及《夏商周年表》。

然而，该报告一发布，立即引发了西方学术界的强烈反应。西方学者纷纷质疑这一成果的可信度。李伯谦教授，作为“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首席科学家，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时，形容自己经历了“酸甜苦辣”的复杂情绪。那么，西方学者为何如此强烈地反对中国的这一研究成果？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斯坦福大学退休教授、美国汉学家倪德卫在《纽约时报》上撰文，表示“国际学术界将会把这份报告彻底撕碎”。他坚信中国这一研究成果将无法获得国际学术界的认同。那么，倪德卫为何如此断言呢？

首先，西方一直否认中国拥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报告发布的第二天，芝加哥大学的爱德华·肖内西教授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文章，标题为《中国：古老历史引发现代质疑》。他认为有一种“沙文主义的欲望”，试图将中国的历史推回到公元前三千年，甚至与埃及相提并论。他指责这份报告有明显的“政治背景”，目的是为了增强民族自豪感，进而推行民族主义，进而贬低报告的可信度。

其次，西方学术界一直对夏朝的存在持怀疑态度，认为周人为了“政治目的”而捏造了夏朝的历史。因此，由于“夏商周断代工程”包含了夏朝的内容，这使得西方学者认为这一研究的动机并不纯粹，结论自然难以接受。

第三，西方学者对这项工程的批评还来源于对研究方法的质疑。由于中国的历史在公元前841年之前缺乏编年史，研究团队只能依靠多学科考证来推断历史，这使得工程的难度极大，也因此，很多西方学者对这些研究方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有些批评虽然有其道理，但有些则显得毫无依据。

因此，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阶段性成果报告发布后，引发了西方学术界的激烈反应，随之而来的是三次辩论。这些辩论集中讨论了历史的编年问题，尤其围绕夏朝是否存在这一话题展开。第一次辩论，主要针对夏朝的存在问题，中西方学者意见分歧，西方学者甚至否定了《史记》的价值，认为其中的记载不可信。后续的两次辩论则聚焦于西周的年代表，内容相对更加具体，也更容易在一定程度上达成共识。西方学者的一些批评确实有其合理性，而中国也在这些辩论中逐步采纳了部分建议，尽管其中不少意见反映了西方的偏见。

三次辩论过后，情况暂时平息了十年。但在2013年，芝加哥大学东亚语文系的教授夏含夷再次发声，发布了题为《“夏商周断代工程”十年后之批判：以西周诸王在位年代为例证》的文章，质疑这项工程，甚至认为该工程的“繁本”将来也不太可能发布，指责这份报告存在整体性的错误。然而，事实上，经过一段时间的审定，“繁本”最终于2022年正式发布。

那么，为什么一份报告会引发如此剧烈的反应呢？其根本原因非常简单。西方学者长久以来习惯性地认为，只有他们的认可才是历史研究的终极标准，未经过他们评判的成果便不可信。

事实上，很多国家的古代历史，诸如古埃及、两河流域文明、南美古文明等，往往并非由当地学者记录，而是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甚至是得到他们认可的历史。即使这些历史研究往往存在荒诞之处，也很少会遭遇如此激烈的质疑和挑战。

因此，在西方学者的眼里，像古埃及、两河古国那样的历史研究，应该由西方学者主导，至少要由他们参与进来，然后按照他们的标准进行评判。没有西方学者的参与与认可，无论中国的历史研究多么精确和完备，都难以避免遭受他们的批评与质疑。

以夏朝为例，按照中国的历史观，夏朝显然存在，且《史记》等“信史”对其有明确记载。即使它没有直接称为“夏朝”，依然能够通过史实推断出夏朝的存在。然而，西方学者却以缺乏相关考古证据为由，彻底否定了夏朝的历史地位。在西方学者的标准下，若没有明确的文字或物证，他们便认为夏朝不存在。

然而，西方标准是否放之四海而皆准呢？显然，答案是否定的。西方的历史学体系通常基于较短的信史传统，需要依赖考古发现来补充缺失的部分，而中国的历史则拥有更加悠久的记载传统。中国历史的信史并非完全依赖考古，而是通过历史文献推演。因此，中国能够在没有直接考古证据的情况下，依然信任“信史”的记载。事实上，很多西方的学术标准，诸如“文字是文明的标志之一”，早已被证明并不完全准确。

更为重要的是，至今许多西方学者依然对中国历史指手画脚，尤其对夏朝的存在提出质疑，或承认商朝之前的某个王朝，但始终不愿承认夏朝的存在。与此同时，西方却对没有考古证据，甚至完全由推测构成的“印欧人历史”进行公开宣传，诸如“大概”、“可能”之类的假设被视为历史真相。这种双重标准，实在令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