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由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长期的政治斗争和兼并战争，公社组织的形态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财富不断集中，一部分公社农民破产，一些贵族阶层也逐渐走向没落，导致了当时阶级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

奴隶主贵族的没落

在春秋时期，各个诸侯国依旧延续宗法制度进行分封。因此，封地的贵族身份主要由卿大夫担任，而其所得到的土地的多少则与封建等级密切相关。例如，晋国的制度规定“大国之卿，一旅之瞩”，一旅的田地面积为五百亩，而“上大夫”则只有一卒之田，即百亩（见《国语·晋语八》）。卫国的制度则规定“唯卿备百邑”（《左传》襄公二十七年）。除了封地，卿大夫们还会因功而得到奖赏，比如“郑伯赏入阵之功”（《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赠予子展八邑、子产六邑。这些封地的分配和斗争体现了贵族内部的权力角逐。

然而，随着时代的推进，贵族间的争斗愈演愈烈，土地被夺的现象也日益严重。夺取田地或封邑的行为常常成为政治斗争的一部分。那些失去封地的贵族，不得不通过叛乱或其他激烈手段来争夺失去的财富和权力。失去封邑意味着失去财源和权势，甚至贵族身份的丧失。薳氏叛楚的原因便是“丧职之族”（《左传》昭公十三年），即其家族的土地被夺走。这些非法的夺田斗争往往引发血腥的政变，并且让“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这句话成为空话，奴隶主贵族内部的阶级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

随着政治斗争的加剧，许多曾经显赫一时的贵族逐渐衰落，有的沦为农民或奴隶。《左传》信公三十三年记载，“臼季使，过冀，见冀缺褥，其妻馌之”；昭公二十年又有记载：“（伍）员如吴而耕于鄙”；《国语·晋语九》也提到“范氏、中行氏不恤庶难，欲擅晋国。今其子孙将耕于齐”。这些例子表明，这些曾经的政治精英，最终沦为普通农民。

《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记载，周天子将樊阳的田地赠与晋文公，然而樊阳不服，晋军围攻他。樊阳的家人以哀号表达他们的无奈：“此，谁非王之亲姻，其俘之也？”这正是贵族被降为自由民或奴隶前的悲鸣。

“国人”参政的兴起与局限

春秋时期，尽管“国人”和“野人”在周代有严格的区别，尤其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权利上有所不同，但随着生产力的提升，公社内外的界限逐渐模糊。随着井田制度的演变，公社的结构发生变化，“国人”和“野人”的差异开始消失。此时的“国人”概念已包括“野人”，有时也被称为“小人”或“庶人”。

春秋时期的许多邦国建立在“国人”的基础之上，统治者若不能获得“国人”的支持，往往会陷入灭亡的危机。例如，楚国沈尹戌曾说：“民弃其上，不亡何待？”（《左传》昭公二十三年）。当时，统治者非常清楚，“国人”的支持是政权稳定的基础。

在楚灵王时期，贵族之间发生政变。灵王意识到自己的统治无法得到“国人”支持，不敢直接进入楚国，而是选择听取国人意见，这显示出“国人”对政治决策的影响力。甚至在一些国家，国人可以直接参与到政治事务中，例如在郑、卫、宋等中小国家中，国人往往可以决定国君的废立、外交政策和迁都决策。

公元前642年，卫国在遭遇邢人和狄人的进攻时，卫侯将王位让给父兄和子弟，并请示国人是否愿意接受新的统治。国人的意见直接影响了卫国的命运。类似的例子在春秋时期层出不穷，国人的作用不可忽视。

然而，尽管国人有时能够通过支持或反对国君的行为影响政治，但他们的权力终究有限。春秋时期的“国人”更多的是通过舆论发声，他们的干政往往停留在言论层面，缺乏实质性的政治权力。例如，晋平公曾问师旷：“卫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师旷回答时提到，“庶人谤”，即国人可以通过言论表达不满，但无法真正改变政局。

春秋时期的“国人”，尽管能够通过舆论或支持参与政治，但其政治影响力是有限的。他们与贵族和君主的关系仍然有较大的差距。尽管如此，随着公社解体和生产力的发展，“国人”在政治中的作用逐渐得到重视，成为春秋社会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