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爆发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中一场深刻的变革，其背后有着复杂的历史根源。这场革命并非偶然发生，而是多种历史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中国工商业的逐步发展、对外观念的转变、以及社会思潮的演变，共同推动了这场革命的到来。在当时，改良与革命作为救国的两大途径，它们表面上看似对立，实际上相辅相成。改良为革命铺平了道路，而革命则完成了改良无法实现的深刻变革。在改良与革命的背景下，改良派的“新民”文艺观与革命党的“排满革命”文艺观获得了显著的发展，二者都为时代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动力。

与此同时，复古与游戏的文艺观也在文坛占据了一席之地。持复古文艺观的作家，虽然在文学创作上强调恢复传统，但其思想和表达方式却又有所创新。与此相对，游戏性文学则以娱乐功能为主，但也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学的讽喻与劝谏功能。这些表面上与政治无关的文艺思潮，实际上却深深扎根于革命的社会背景之中。因此，文学不仅是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它也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性，这一点即使在辛亥革命时期文艺的功利性观念盛行时依然不变。

恩格斯曾指出，历史是由众多单独意志相互冲突中产生的结果，每一个意志的形成，都与特定的生活条件息息相关。因此，历史的变化是由许多互相交织的力量所推动的，辛亥革命便是这种历史力量碰撞的产物。其背后的历史原因，涉及中国近代社会的经济发展、民族矛盾、统治阶级与民众之间的对立等因素。西方的冲击固然是推动革命的外部因素，但中国自身社会变革的需求，才是最根本的动力。中国逐步融入全球化的进程，意味着它开始经历一次深刻的自我选择，而辛亥革命正是这一选择的重要表现。

早在明末清初，中国社会的变革就已经开始显现。这一变化对于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发展，以及辛亥革命时期的激烈社会变革具有深远的影响。辛亥革命的爆发，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和外部观念转变的结果，更是在改良与革命的博弈中，社会做出的深刻选择。

社会的进步依赖于经济基础，革命也不例外。马君武曾言，“与革命事业相连系者，有三事：日军事，日财政，日外交。”辛亥革命的发生，及其后袁世凯篡权成功，均与中国的经济发展及革命财政紧密相关。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崛起，始于中外贸易的全球化进程。随着贸易带来的冲突和国门的开放，外部观念发生了剧变，政治冲突也随之加剧。在一系列的冲突中，矛盾不断激化，最终导致了革命的爆发。我们可以从中外贸易的起点来反思社会变革的根源。

从十五世纪末到十六世纪初，葡萄牙船队东航至印度，控制了马六甲海峡，并与中国建立了贸易关系。尽管明朝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禁止私人海上贸易，但庞大的经济利益却驱动走私和非法贸易的繁荣。葡萄牙商人从中国购买丝绸、瓷器等商品，然后转手销售，获取巨大利润。中国的丝绸畅销世界，极大地促进了江南地区手工业的发展，逐渐推动了传统的自然经济向近代商品经济的转型。随着这种变化的推进，大量雇佣劳动力的手工业作坊开始出现，农业生产模式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然而，尽管西方通过贸易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且中国在与西方的贸易中处于顺差状态，但随着西方的崛起，情况发生了变化。西方列强的军事力量逐步增强，鸦片战争的爆发标志着外部压力的急剧升温。西方列强用武力强行打开了中国的大门，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军事冲突和社会动荡，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变革。

随着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社会，传统的民族经济遭受了严重打击。西方国家通过不平等条约进入中国市场，控制了中国的大部分贸易，并开始在沿海地区建立殖民工业。这一过程中，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逐渐形成，但它的成长并不顺利。西方的殖民资本主义与中国的封建资本主义发生了矛盾，双方各自试图控制经济利益，造成了政治上的深刻冲突。辛亥革命，某种意义上正是这一矛盾的产物，标志着中国社会转型的开始。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政权，并建立了一个名义上的西式共和政体，但实际上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并未得到解决。贪污腐败、军阀割据、政治混乱等现象层出不穷。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事件，反映了中国封建主义思想的顽固残留。中国要实现真正的政治改革，必须首先完成深远的思想变革。

中国传统的天下观，与西方世界观的碰撞，是理解这一历史变革的重要切入点。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天下”并非全球的概念，而是指一个理想化的帝国秩序。然而，随着西方世界的崛起，这一“天朝”梦逐渐破灭。西方的科学和哲学思想，通过耶稣会传教士等人的传播，逐渐进入中国，虽然起初并未引起广泛的接受，但它为中国思想界带来了新的视野。中西文化的交流，为中国社会提供了不同的思考方式和可能性。

总的来说，辛亥革命不仅是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思想等多方面变革的结果，它也揭示了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深刻矛盾与挑战。在这一进程中，传统观念与现代思想的冲突，外部世界的影响与内部力量的对抗，最终决定了中国历史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