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的艰难岁月里，一个人的背叛可能会对局势产生极其严重的影响。汪精卫的叛变投敌，借助日本的支持，建立了南京伪政府。这一行为导致了当时国民政府内部的严重混乱，也让很多国军官兵和民众陷入了思想混乱，甚至引发了投降主义的蔓延。

直到抗战胜利后，汪精卫的伪政府才被彻底清算，他的部队也被蒋介石接管。尽管如此，蒋介石并没有对所有叛变的军官进行严厉的清算，而是采取了一种宽容策略，主要通过收买和纵容来实现顺利接管敌占区。对于这些叛变者，尤其是汪精卫手下的七位方面军司令，蒋介石虽然没有彻底追究，但仍然进行了适度的清算。

这七位司令最终的结局各不相同。有的选择了隐退，有的在战场上战死，还有的被我军俘虏，成为阶下囚。总体来说，叛变者最终并未逃脱惩罚，虽然并不是每个人都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但背叛祖国终究不会轻易得到宽恕。

汪精卫当时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仅次于蒋介石。他自认为是孙中山的合法继承人，并且曾与蒋介石多次交锋。在宁汉合流时，他一度掌握了党内大权。但随着蒋介石的强势回归，汪精卫被彻底压制，不得不屈居蒋介石之下。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先后失去了华北、华东、华中和华南，导致控制力和抵抗力不断减弱。面对日军的压力，国军只能艰难应对。在武汉会战后，日军认识到短期内无法通过武力征服中国，因此决定通过扶持亲日势力来加强占领区的控制。汪精卫作为党内的亲日派，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便投向了日本的怀抱，成为了南京伪政府的领导人，沦为日本的傀儡。

为了保全自己，汪精卫效仿蒋介石，建立了军官学校，培养自己的忠实骨干。然而，日本并不希望汪精卫拥有过多的军权，因为这会威胁到他们的统治。因此，日本当局设法拆解汪精卫的军权网络，尽管如此，汪精卫并未放弃对军队的控制，他采取了曲线救国的策略，通过高官厚禄吸引了不少国军的杂牌军投降，为自己壮大势力。

汪精卫的叛国行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许多国军的杂牌军找到了新的归宿，避免了成为蒋介石的炮灰，继续顽强抵抗。西北军的孙殿英、孙良诚、庞炳勋等人纷纷投降，成为汪精卫的亲信和领军人物。汪精卫通过与这些投降的将领合作，组建了七个方面军。到1944年，他的势力已经庞大，拥有超过40个师、70多万兵力。

这七个方面军的司令分别是任援道、孙良诚、吴化文、张岚峰、庞炳勋、孙殿英和郝鹏举。他们中的一些人是日军的间谍，另一些是汪精卫的铁杆支持者，还有的则是因战败而被迫投敌的人。这些叛变者最终成为伪军的中坚力量，支撑着日军在中国的军事存在，成为了日本的工具。 然而，抗战胜利在即，日军的败亡已成定局。伪军的将领们开始寻找新的出路，不愿与汪精卫一同覆灭。蒋介石对这些伪军将领十分关注，尤其是在接管敌占区时，他们的支持至关重要。因此，蒋介石决定接纳这些伪军，将他们编入国军，作为自己内战的急先锋。汪精卫辛苦培植的军事力量，最终成为了蒋介石手中的一张牌。 这些叛变的将领先后接受了改编，成为蒋介石麾下的将领，准备迎接即将爆发的内战。尽管他们的结局各异，但由于他们的立场摇摆不定，最终大多数都没有得到好的结局。 任援道是原伪军第一方面军司令，改编后成为国军将领，后在解放战争中被我军打败，逃亡香港做小买卖，最后移居加拿大去世，算是结局较好的一位。孙良诚是原伪军第二方面军司令，改编后担任国军师长，后来升为107军军长。在内战中被我军打败，最终被捕并死于山东战犯管理所。 吴化文原为伪军第三方面军司令，被整编为国军将领，后来在济南战役中起义，成为我军将领。张岚峰则是原伪军第四方面军司令，日军间谍，由于反叛被关押在功德林，最终病死在狱中。 庞炳勋原为伪军第五方面军司令，改编后成为国军将领，后来隐居市井，直到国军败北后退往台湾。孙殿英是伪军第六方面军司令，改编后成为国军，参与内战并战败，最后被关押。由于长期吸烟，他最终因病去世。郝鹏举则是伪军第八方面军司令，在战场上反叛被我军击毙。 总的来说，汪精卫通过拉拢伪军力量，企图为自己提供支持，最终却未能收获预期的结果，反而为蒋介石的内战提供了急先锋。除庞炳勋外，其他投降的将领都未能避免失败的命运。背叛国家的行为，终究会带来巨大的耻辱，无论是为生存还是为了权力，这些叛国者都成为了国家的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