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第九兵团成立，宋时轮被任命为司令员，这一决定引发了广泛的争议，许多人认为这个任命值得商榷。后来，第九兵团在朝鲜参战，特别是在长津湖战役中遭遇了惨重的损失，宋时轮作为司令员，对这些损失负有无法推卸的责任。因此，许多人开始质疑：宋时轮担任兵团司令员是否合适？是否是最优选择呢？

华东野战军拥有多个纵队，但各纵队之间的实际情况并不相同，有的纵队是主力部队，有的则并非如此。粟裕在指挥战斗时，最得心应手、最为看重的是一纵、四纵和六纵，这三支纵队被认为是华东野战军的精英力量，堪称王牌部队。六纵司令员王必成在莱芜战役和孟良崮战役中表现卓越，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堪称战功赫赫。王必成的绰号“王老虎”也正是源于他猛烈的攻势，他犹如猛虎下山，迅猛而致命，给敌人留下极小的喘息机会。王必成深得粟裕兵法的精髓。相比之下，宋时轮擅长防守，常常被人称为“排炮不动，必是十纵”，这是他在十纵表现出来的特点。

尽管同为纵队司令员，王必成的六纵在战功上远远超过了宋时轮的十纵。那么，为什么宋时轮能够成为兵团司令员，而王必成却未能获得同样的机会呢？

首先，资历的差异是一个重要因素。宋时轮比王必成年长五岁，入党也比王必成早三年。宋时轮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五期，而王必成则是大别山的地方军人，属于“泥腿子”出身。宋时轮从长征开始就一路跟随中央红军，最终担任红30军军长，在刘志丹牺牲后，他接替了红28军军长的位置，属于正军级将领。王必成则是跟随红四方面军走完了长征，曾任副师长。抗日战争时期，宋时轮早早成为了八路军团长，而王必成则稍晚一些，成为了新四军团长。从资历来看，王必成显然逊色于宋时轮。

资历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更为关键的因素是政治背景和山头问题。第三野战军的前身是华东野战军，而华东野战军是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由陈毅领导的山东野战军，另一部分是由粟裕领导的华中野战军。粟裕虽然能力出众，但他性格谦虚，革命资历也难与陈毅相提并论。在两大野战军合并后，粟裕选择让华中野战军的将领担任副职，而山东野战军的将领则担任正职。山东野战军的将领普遍军职较高，比如唐亮，他曾担任山东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并继续在华东野战军担任同样职务，而钟期光则只能担任副主任。随着第三野战军的成立，原华中野战军的将领在任职上处于劣势，四大兵团司令员中，只有叶飞是粟裕的老部下，其他三位王建安、陈士榘和宋时轮，都是山东野战军的将领。因此，王必成由于资历较浅，也只能“屈居”一线。

朝鲜战争爆发后，宋时轮带领第九兵团入朝参战，由于准备不足、仓促上阵，兵团遭受了重大的损失，许多战士在极端严寒下冻死或冻伤，这一切与宋时轮的指挥不无关系。因此，宋时轮回国后便不再负责部队，而是调任到军事院校任职。随后，王建安接替宋时轮担任第九兵团司令员，而王必成则成为副司令员。实际上，王必成是实质上的指挥官，但遗憾的是，他到达朝鲜时，战斗已接近尾声，错过了关键的机会。如果是王必成早些时候担任第九兵团司令员，或许会有不同的战局。

回国后，王必成继续在大军区任职，先后担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昆明军区司令员和武汉军区司令员，军委对他相当器重。王必成无疑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将领，然而他始终未能得到与其能力相匹配的更高职位。（参考书籍：《虎将王必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