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北宋文人中，苏轼、欧阳修、王安石等名字光耀史册，但却鲜有人提及章衡。

为何这位能在“千年龙虎榜”上超越苏轼的状元，能在辽国宫廷百步穿杨、威风八面的一代英才，最终却被历史所遗忘？

嘉祐二年春，汴京的贡院外，书生如潮，青衫飘扬。

这是北宋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一次科举考试——“千年第一榜”。

苏轼、苏辙、曾巩、张载等一众才子皆在此参与，文名赫赫，气吞万里。然而，最终以一篇独具匠心的策论脱颖而出，击败了所有名声显赫的学子，成为状元的，却是一个当时并不为人熟知的章衡。

欧阳修亲自主持这次科举考试，心中早已预料榜首必然是曾巩，毕竟曾家世代名门，曾巩自己也早年便受名师赏识。批阅完前十名的策论后，欧阳修却被一篇开篇气吞万里的《干为金赋》震惊：“运启元圣，天临兆民，九州未靖，财赋当先。”

这篇文章不仅没有浓重的文采堆砌，而是直指治国之要，提到“治国先理财、理财当养民”，还提出“边防不可空谈，需以实边应虚敌”的独到见解。

欧阳修感慨道：“此文若吕蒙正所写，亦不为过。”

这篇策论出自章衡——一个出生寒门、来自南阳的学者。

此前几乎没有政坛背景，连与他同场的苏轼也从未听闻过此人。苏轼的策论文才飞扬，虽在文学界备受推崇，但被评为“文而不政”，最终仅列乙科。

欧阳修原本打算将曾巩列为状元，但为了避免偏袒，他最终将曾巩列为第二，意外地把状元的桂冠授予了章衡。

这一判决成了北宋科举史上最具争议的决定之一，并为章衡日后的仕途奠定了基础。

他在殿试后第二日就再次引起了关注。当时，宋仁宗询问西北边防问题时，章衡不假思索地答道：“契丹习弓马，夺之不可武攻，御之当以实边。”

在这一年，苏轼仍在考场外赋诗，而章衡已经在朝堂上畅谈时政。

第三个月，章衡奉命出使辽国。那时，边境局势紧张，宋朝一方面准备迎战，另一方面又派遣文臣赴宴安抚敌国。

辽主耶律洪基早有意试探来使，在宴席间故意挑衅道：“南朝文人多诵书，少拉弓，未知贵国使者可否试箭？”

章衡微微一笑，毫不动摇。

辽兵取出硬弓铁箭，他站起身，负手走至百步开外，箭步如风，一气呵成，三箭三中，每箭均中靶心。

辽主见状大为惊叹：“南朝竟有如此人物？”遂悄然停止了挑衅，宴会气氛顿时缓和。

章衡趁机在宴席间偷偷描绘了北方边境的山川图，归国后，他上书宋廷，提出在辽国边防松懈之际，利用时机收复山后八州。

然而，宋神宗虽有心动，但在反复权衡后终未采纳章衡的建议。十多年后，辽国加大了对边防的防备，再也没有留下可乘之机。

回朝后，章衡并未受到重用，他被调任为真定知府。

当时，滹沱河年年泛滥，农田一遇暴雨便成泽国。朝廷虽多次出台治理方案，但都因效果不显而搁浅。

章衡不按常规出牌，提出了“束水攻沙”的新策，利用滹沱河的水势冲沙，筑堤保防。

新筑的堤防经过三次洪水考验，均未遭遇严重灾难。

神宗看到奏报后，仅评价道：“可为后世法。”

章衡自掏俸银，在堤防上立了三尊铜兽作为水位标记，并留下口碑：“章公堤，洪水见了把头低。”这一工程不仅为百姓带来安宁，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水利经验。

章衡并非书生气十足的文人。他不仅在边疆勾画地图，也在宴会上一箭三穿；他还在地方治理中亲自修堤、清河，甚至自筹银两，不依赖朝廷的命令。

“六边形战士”这一标签，套在他身上毫不为过。

在官场中，章衡历练三十余年，几乎遍历了整个北宋东南地区。他不追求空谈理想，也不依附权门，只以实绩和百姓的口碑为衡量标准。

在澶州，章衡亲自砸毁了官盐专卖的招牌，面对飞涨的盐价，他不等待批文，直接开放盐禁，并在厅堂贴上亲手写的檄文：“百姓要吃盐，不是听命令，宁可饿死反抗，也要先救人活命。”

这一举动引起了朝野震动，章衡也因此遭到御史弹劾。

三司使出面指责他“擅自废除律令”，但章衡毫不退缩，亲自上折子，列出数字，说明“七天内澶州无一人饿死，若再延迟十天，二十万百姓将成流民”。

朝堂上无人再言，宋仁宗最终下令：“澶州盐政，以章衡为准。”

章衡处理腐败问题时同样果断且精准。

他调任盐铁判官三年后，揭露出七项财政漏洞：虚报战马三百匹、粮食短缺五船、冗员冒领薪水四千两、甚至幽州军也有“死人领饷”。

最终，经过会勘，证实了七成的指控，章衡因此被调任外地，名义上是“节制地方军务”，实则被排除出京圈。

到郑州后，他再次爆发了更大的改革。

当地的原武监长期侵占民田，章衡查实后，迅速上疏要求收回百姓土地。面对政敌的阻力，章衡坚决命人丈量土地，并在半个月内将田契归还百姓。

百姓们感激涕零，在堤边立碑，铭文写道：“章衡还我田”。

同年冬，郑州连降三旬大雪，黄河冰封，春解冰时黄河决堤几成定局。

章衡立即动员五千民夫，亲自出资三百两修堤。

他为堤防命名“章公堤”，并在堤上埋下铜兽，兽嘴朝下作为水位标志。百姓们纷纷称之为“看兽建堤法”。

章衡去世三十年后，苏轼在《黄州书简》中提到他，称赞章衡是“百年无人能及”。

虽然二人政治理念有所不同，章衡偏重实用和民生，而苏轼长于诗文，但私下里，他们保持了频繁的往来。

西湖的治理一度陷入困境，苏轼无计可施，章衡作为两浙转运使，派出四百艘运粮船，并提供了改良疏浚的方案，最终修成了“苏堤春晓”。

然而，章衡的名字却没有被刻在碑文上。

为何这位实绩卓著的官员最终被历史所遗忘？

首先，他在朝中的低调表现，导致了史官对其评价的缺乏。章衡虽在朝廷中屡次进言，得罪了宰辅，却拒绝与任何派系交往，甚至对王安石的改革保持距离。这使得史书很难为他立传。

其次，章衡虽然有着突出的行政能力，但他并不属于文学领域，也没有留下流传百世的诗文。

但在百姓心中，章衡依然是那个为民除害的英雄。

《邵氏闻见录》中的一则记载中，提到章衡：“文武兼济，吏治有成，然不喜趋附，竟不为史官重。识者惜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