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军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从两次直奉大战到后来的东北易帜与西安事变，曾经的东北军力量足以影响半个中国的局势。然而，张作霖去世后，东北军的影响力逐渐减弱。

张学良，作为张作霖的继承人，在他掌权时，曾拥有强大的权力，但他的最大失误之一，就是没有将于学忠推举至军中核心位置。

东北军的内部分裂和权力斗争，深刻影响了军队的存亡。杨宇霆的士官派、郭松龄的陆大派和忠诚于张作霖的老派势力，都在东北军内占据重要地位。张学良上台后，必须通过权力斗争来稳固自己的地位。他对杨宇霆的处置令人震惊：杨宇霆在老虎厅被枪毙，郭松龄也因反叛而身亡。留下来的那些曾誓死效忠张作霖的将领，多数已经年老，他们对张学良的能力并无信心。

在张学良新任下属中，于学忠无疑是最为关键的一个人。被誉为“第一大将”的于学忠，在军事上可谓有着传奇般的经历。13岁时便随父亲进入军营，视战场如家，早年便已显露非凡军事才能。1921年秋，川鄂战役爆发，于学忠亲自求见吴佩孚，提出反攻计划，深得吴佩孚器重，经过几天的激战，他立下赫赫战功。吴佩孚一度提拔他为团长，随后更将他晋升为旅长。然而，命运的转折在1926年北伐中显现，吴佩孚在北伐失利后，迅速逃至河南，面临困境时，他将希望寄托在于学忠身上。夜晚，吴佩孚推开帐帘，悄悄告知于学忠：“我的部队交给你，你可以去投张学良，但千万不要投蒋介石。”张学良此时已经进入河南，急需优秀的将领，于学忠随即响应召唤。

经过吴佩孚的介绍和张学良的热情接纳，于学忠迅速转投张学良麾下。张作霖亲自见过于学忠，并告诉他：“你是老朋友，我了解你的一切，希望我们能像过去那样商量所有事情。”第一次见面时，张学良与于学忠相谈甚欢，特别是对他出色的军事指挥能力大为赞赏，并将军务交给他全权处理。

当时张作霖依然活着，能够为东北军提供强大的支持。但1928年，张作霖遭遇暗杀，张学良接手后，于学忠的军事才干使他得到了更高的认可。由于张学良的推荐，于学忠被任命为南京国民政府的平津卫戍司令兼第51军军长。中原大战时，于学忠向张学良提出过两种调停办法，一种是通过与阎锡山的协商避免与其直接冲突，另一种则是直接出兵攻打，精锐部队直取大同。

蒋介石曾尝试通过高官厚禄收买于学忠，甚至亲笔写信诱使他叛张投蒋。但于学忠不仅第一时间将信交给张学良，还果断回信：“我的上司是张学良，唯他命是从。”蒋介石未能如愿，转而向于学忠的下属马延福施压，但仍未能动摇于学忠的忠诚。

尽管张学良和蒋介石都看出了于学忠的巨大潜力，但张学良却未能及时将他提升为东北军的核心人物，导致了东北军内部的许多矛盾未能得到有效化解。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伪政权崛起，面对这一切，于学忠感到极大的愤怒，曾在众人面前表示：“甲午战争时，我的父亲曾与日寇殊死搏斗，我不能让先人蒙羞！”当时，张学良若能把于学忠推上更高的舞台，或许东北军的未来会有所不同。

长城抗战时，于学忠继续在51军担任军长，指挥作战，直到热河失陷后，蒋介石通过政治手段迫使张学良下野。对于这种手段，于学忠深感不满，他意识到蒋介石的策略是通过嫁祸于人来达到目的，甚至主动找到张学良讨论对策，提出联合阎锡山与冯玉祥的旧部反击蒋介石。可张学良并未采纳于学忠的建议，最终选择了出国。张学良出国后，东北军的命运变得更加复杂，原本可以稳定军队的于学忠，尽管尽职尽责，但仍然面临着诸多阻碍。

西安事变前，于学忠得知张学良的计划后，便开始策划如何支援西安。事变发生时，于学忠在兰州指挥部队，迅速采取了行动，将驻兰州的蒋介石势力武装缴械，甚至与中共方面取得联系，建立了互信关系。他劝说张学良要尊重共产党的意见，推动统一战线。

当张学良被软禁后，东北军的指挥权落到了于学忠手中。然而，由于东北军内部的分裂和地方派系的争斗，虽然张学良十分信任他，但许多军中将领并未完全听从于学忠的指挥。1937年1月，王以哲与杨虎城等人试图通过政治手段拯救张学良，但王以哲缺乏足够的统治力。最终，王以哲在一次会议中被刺杀，事态急转直下，给东北军带来更大的动荡。

如果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前能通过自己的权威推举于学忠为核心，或许东北军的命运会有所不同。在蒋介石未能解决前线战事时，于学忠完全有能力逼迫他释放张学良。若历史能够重来，东北军的格局可能会发生颠覆性的变化。

直到抗战爆发，于学忠表现出色，指挥部队在多个战役中取得了显著成绩，赢得了国民政府的高度评价。抗战期间，他在鲁苏战区总司令的职位上，屡次带领部队英勇作战，成功地打退了日军的多次进攻，特别是在台儿庄战役中立下赫赫战功。

1947年，于学忠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副院长，并在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发挥作用。他于1954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并在1964年因病去世。于学忠的生平和经历，成了近现代历史中一段极为特别的风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