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2月，已经被中共中央政治局开除党籍的陈独秀心中充满不甘。他花费了数日时间，撰写了一份《告全党同志书》，详细且严谨地反驳了中共中央开除他党籍的理由，并对自己的一些观点进行了辩解。这份言辞激烈的声明被油印成册后，迅速在党内外流传开来，甚至被翻译成英文、日文、德文、俄文，传播到了海外。

蒋介石得知陈独秀撰写《告全党同志书》后，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指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迅速查获这份文件。国民党中央训练部在其“审查报告”中分析到，从陈独秀的言论中可以提炼出几点：首先，陈独秀自去年8月起便开始活跃于反对中央的工作；其次，陈独秀完全站在托洛茨基一派的立场上进行活动；再次，陈独秀在党内悄然组织小规模的团体；最后，这些活动揭示了中共内部日益加剧的分裂。该文件随后被存档在国民党中央训练部的档案馆中，并标注为《反动刊物共产党首要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

然而，关于陈独秀是否应被开除党籍，党内意见并不统一。比如周恩来曾提到，陈独秀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尽管他犯下了不少严重的路线错误，但单纯的路线错误并不足以开除党籍。此外，彭述之、郑超麟、尹宽等人也是陈独秀的支持者或同情者，他们也逐渐转向托洛茨基主义，甚至在酝酿着组织反对派，与中共中央对抗。

12月中旬的一天，郑超麟来到陈独秀家中探访。两人一边品茶，一边交谈。陈独秀边倒茶边说道：“单凭我一个人写《告全党同志书》是不够的，你们也要采取行动，才能形成声势。”郑超麟沉思片刻后回应：“如果有时间，我们可以先草拟一个反对派的宣言，命名为《我们的政治意见书》，然后找到一些人签字，肯定会有很多人愿意支持。”陈独秀点头称赞：“这是个好主意，先拟定一个签名名单，再逐个联系。”

“如果签名人数不足，可以适当虚拟一些人。越多人越好。”郑超麟继续说。陈独秀稍作犹豫后答应了：“嗯，这个建议不错。”他进一步说道：“那就由你来执笔，我来整理名单吧。”郑超麟离开后，陈独秀联系了彭述之，两人商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的内容。陈独秀翘着腿，抽着烟，兴致勃勃地谈论着革命失败的原因。“革命失败的主因是斯大林和布尔哈林的错误领导，我们要讲清楚这一点，特别是他们错误地支持资产阶级。”他补充道：“李立三和瞿秋白的盲动路线也应提及。”

彭述之同意了这些观点，陈独秀继续说道：“没有盲动主义，革命本不会彻底失败。”两人商讨着如何更加激烈地表达他们的意见。“我们可以提出一些要求，号召党内成员从现状中解救党，使其免于进一步的堕落与死亡。”

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他们制定了《我们的政治意见书》的六条主要建议：公开恢复托洛茨基的党籍及领导地位；公开反对派文件以及列宁的遗书和著作，重新审视共产国际的错误；恢复那些被中共开除党籍者的党籍；公开讨论根本政治问题，并重新反思大革命失败的教训；确定新的政治路线，并对共产国际及各国党组织的领导进行改组。

次日，郑超麟召集了尹宽、吴继严等人到陈独秀家中商讨签名事宜。郑超麟对尹宽说：“我们不能把仲甫放在第一位，不如按姓氏的笔画顺序排列。”陈独秀补充道：“第一位的责任非常重大，可以虚构一个王姓的人排在最前面。”郑超麟等人同意了这一建议，尹宽为了避免自己名字排得太靠前，提议多造几个王姓的人。最终，他们通过多方商量，伪造了8个王姓人名。

经过反复商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最终列出了81个签名，包括虚构的8个王姓名字，签名者包括郑超麟、尹宽、刘伯庄、李季、彭述之、彭述之的妻子陈碧兰、杜琳、谢庄、薛农山、何资深、张以森、庄季贞、陆沉、刘毅、彭桂秋、段浩、朱崇文、郑超麟的妻子刘静贞、王永庆等。其中，虚构的王阿荣名列第一，陈独秀的名字排在第47位。五天后，江苏省委决定将郑超麟、刘伯庄、尹宽、李季、陈碧兰、杜琳、薛农山等人开除出党。

这些人中，李季曾在德国和莫斯科东方大学留学，并撰写过《马克思传》。他对未经自己同意被列入81人名单中感到愤慨，担心这会带来不安全因素。

《我们的政治意见书》的发布标志着陈独秀彻底与自己亲手创立的中国共产党划清了界限，从此他再也无法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