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海战役一开始，白崇禧曾一度劝我与他联合倒蒋（详细请见我所写的《淮海战争期间蒋介石和白崇禧的倾轧》一文）。由于我没有答应他的提议，他自然十分愤怒。尤其是我重新回到鄂西后，他对我很不满意，采取了多种手段来打压我，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在以下三个问题上的表现：

首先，在三月我指挥第二军和第十五军向宜昌进军时，他得知此事后极为愤怒，立即打电话给我，询问为什么我派兵去宜昌。

我回答说：“根据宜昌六十师师长易瑾的电报，当阳的共军约有六到七千人正向宜昌进军，而孙震已率领公署人员撤退到三斗坪、巴东等地，并下令破坏宜昌电灯厂。商民环请尽量避免破坏。他问我该如何应对，我的回复是让他沉着应对，坚守阵地，并叫他及时派兵增援，同时指示电灯厂不必破坏。宜昌作为川东的门户，是鄂西部队粮弹补给的枢纽。如果失守，影响将非常严重。因此，我决定派兵支援。”

白崇禧听后表示：“当阳、襄阳、荆门一带，目前并没有共军大规模集结的迹象，依我判断，当阳的共军不过是些地方游击队，最多也就是两三千人，不会有六七千人之多。六十师一个师驻守宜昌，足以应付，你不必派兵去。”

我回答说：“我希望总司令的判断是准确的。但若宜昌真被共军占领，且切断了我们部队的退路，并且四川的粮食补给线被阻断，问题就会非常严重。”

白崇禧答道：“我负责此事，你按我的指示行动，不必派兵前往。”

我答道：“我们再商量一下。”

这次电话大约是在下午六点左右（我记不清确切日期），我清楚白崇禧希望阻止我派兵去宜昌的意图。经过再三考虑，我决定不按他的指示行事，命令部队分为两路，星夜前进至宜昌，同时要求第二军第九师留下一个战斗力较强的团随我同行。

那晚直到凌晨两点，白崇禧多次打来电话，我都没有接，反而让副参谋长罗开甲与他周旋。白崇禧问我在哪里，罗开甲告诉他我已经随部队出发。白崇禧听后怒不可遏，愤怒地对罗开甲说：“我明明让宋司令官不要派兵去宜昌，为什么不听话？” 罗开甲低声向他解释，白依然愤怒，命令罗开甲派车追赶我，并命令部队立即撤回。罗开甲无奈答应。

实际上，我并没有立即离开。第二天一早，我就安排第九师的一个团登上一艘军舰，并与另一艘火轮一起装载完毕后，我和第二军军长陈克非乘船出发。我们途经枝江时，上岸去拜访王凌云，没想到他误以为我们是来抓他的，得知我们来访后，便从司令部后门溜走，一直逃到重庆。我们四处寻找他却未能找到，只好失望地返回船上，于当天傍晚抵达宜昌。

六十师的官兵得知我们到来后，十分激动。两天后，由沙市和十里铺出发，向宜昌进军的大部分部队已经抵达宜昌外围。事实证明，在当阳的解放军并没有想象中的强大，当我军向当阳和宜昌推进时，解放军迅速撤退到远安。我到达宜昌后，派人去三斗坪迎接孙震回来，他不肯前来。于是，我向国防部详细报告了情况，并建议设立“湘鄂边区绥靖司令官”，并要求将孙震的司令部移至万县。

白崇禧极力阻止我的部队前往宜昌，这其中自然有他的算盘。从1月21日蒋介石去李代后，桂系的主要目标是保住两广及西南地区，借助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与共产党抗衡。桂系早已派出代表到四川、云南等地活动，积极拉拢地方军阀。白崇禧则迫不及待地提议将六十师与二二三师合并为一个军，并推荐自己的亲信赵援担任军长，这一举动显然是他整个阴谋的一部分。由于赵援是四川人，颇具活动能力，白崇禧计划让他负责拉拢孙震及四川的部分地方军阀，同时控制宜昌的关键位置，阻止我的兵团向四川靠拢，从而脱离白崇禧的控制。

当赵援被任命为第124军军长后，我便写信给六十师师长易瑾，提醒他要小心应对，尤其是在控制部队方面要避免给赵援可乘之机。易瑾跟随我近二十年，我认为他值得信赖。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白崇禧未能阻止我去宜昌，心中不免更加愤恨，于是采取了更为激烈的手段。自我移驻宜昌后不到半个月，他便派了一个二十余人的情报组到宜昌，专门收集我部情况并进行挑拨离间。幸好我发现并成功制止了这些行为。

到了五月，白崇禧的手段愈加凶狠，他连续下令调动我指挥的第二军前往长沙。尽管我的部队名义上有六个军的番号，但第二军是整个集团的骨干，其装备较为优越，兵员充足，历史悠久，战斗力强，而其他军队大多新编，战斗力较弱。这一命令无疑是想削弱我的核心力量，堪称极为毒辣的手段。

当第二军的先头部队开始向长沙行进时，我邀请驻在枝江的第十五军军长刘平（他与陈克非关系良好，威望较高）乘船赶到湖南津市。我们三人在津市商会主席金某家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谈话的主要内容大致是这样的：

我说道：“去年冬天，白崇禧强烈反对华中部队东调增援徐蚌，意图通过让中央部队在徐蚌地区被消灭，逼迫蒋中正下台，桂系能够掌握大权。他们的第一个目标已达成。白崇禧本打算与共产党讲和，分江而治，形成南北朝局面，但由于条件不合，他们未能如愿。现在，桂系的目标是保住两广及西南地区，以与共军抗衡。在这一目标上，我们与他们的立场一致。但白崇禧毕竟控制了主导权，对于以军校同学为骨干的部队，他必然采取分化、削弱的策略。我们现在的困境，正是这种局势下的表现。”

陈克非问：“什么是处常，什么是应变？”

我回答道：“应变就是我们在了解白崇禧阴谋的情况下，不可以任由他削弱我们的力量。白崇禧将第二军调走，显然是想削弱我。我们若不采取应变，结果必将受其控制，成为牺牲品。”

陈克非答道：“我明白了。我决定采取双重策略。对上要处常，按命令行事；对下则应变，采取不听命令的行动。”

我点头称赞，随后下令第二军停止向长沙行进。

当白崇禧得知这一情况后，气得几乎失控。他多次打电话来要求我解释，而我都没有接听。最后，他向国防部提出撤销我的职务。然而，参谋总长顾祝同知晓将第二军调走的做法不合适，但在桂系的强大压力下无能为力。最终，我按顾祝同的指示，命令第二军继续向长沙行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