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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今天,我们不妨站在全球的视角来思考,“放眼世界,我们所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事实上,这样的“变局”并不是前所未有的。100多年前,特别是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就是一次巨大的历史转折。毛泽东的应对经验为今天的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1949年3月5日,在中共中央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作了重要报告,这篇报告后被收录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报告明确指出,党面临五大变化,必须采取四大措施(政策)来应对。
“没有危,哪有机;没有变,哪来新。” 毛泽东深刻理解到,只有在危机中孕育新的机遇,在变局中开创新的局面,才能带领党和人民走向成功。
“按照北平方式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是增加的。” 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敌军已被大决战中的三大战役消灭,剩余的100多万国民党军队有三种处理方式:传统的战争方式、北平方式(和平收编)以及绥远方式(通过军事包围和政治争取)。和平收编方式尤为显著,它避免了大量伤亡和破坏,但也在一些方面的效力上略逊色,尤其在清除反革命遗迹和快速肃清其政治影响方面。
毛泽东为应对这种情况,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一方面进行改造,另一方面对那些无法改造的进行淘汰,对顽固的反革命分子进行镇压。
他强调:“决不可以认为反革命力量顺从我们了,他们就成了革命党了,反革命思想与企图依然存在,绝不能对此掉以轻心。”
同时,毛泽东也指出,军队不仅仅是战斗队,还是工作队。随着战斗逐渐减少,解放军的任务将不再仅仅是作战,更多的是参与国家建设,承担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工作。解放军作为工作队的作用日益增大,而这要求军队转型成为一支具备广泛任务和责任的工作队伍。
毛泽东提出:“我们必须准备将二百一十万野战军化为工作队。这不仅仅是为了完成眼前的任务,更是为了为将来广泛的建设工作提供足够的干部支持。”
在1949年,毛泽东提出,党的工作重心已经从乡村转向城市,特别是在南方,解放军将首先占领城市,继而进入乡村。这一政策的转变标志着实力对比的根本变化。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毛泽东早在1927年,就在秋收起义中带领队伍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启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然而,到了1949年,毛泽东则明确提出,要以城市为起点,逐步解决南方的复杂局面,这一转变背后蕴含着力量对比的实质变化。
毛泽东进一步强调:“既要学会同敌人作公开的斗争,也要学会与他们作暗中斗争。” 即使在枪支敌人被击败后,那些“无枪敌人”依然会继续与我们作斗争,因此不能掉以轻心。
北方的任务相对简单,党已经推翻了国民党政权,建立了人民政权,并且基本解决了土地问题。此时,党在北方的主要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生产。而南方的任务则更加复杂,主要集中在消灭国民党反动武装,建立党的政权和组织,恢复生产等工作。
毛泽东对南方任务作了具体要求:首先要清缴土匪,削弱恶霸势力,并实施减租减息政策,为土地分配打好基础。他强调:“夺取胜利的过程较为迅速,但巩固胜利需要花费更长时间和更大努力。”
尽管胜利带来了喜悦,毛泽东也认识到胜利可能带来的副作用。他警告道,一些党内成员可能未曾经历过真正的斗争,容易因过度自信而在与敌人对抗时犯错误。因此,毛泽东特别强调,要警惕“糖衣炮弹”的陷阱。
毛泽东总结道,胜利是一个开始,“我们必须为更长远、更艰苦的奋斗做好准备。”
毛泽东在此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方针:
A. 不骄不躁,艰苦奋斗。 他告诫党内同志:“全国胜利只是第一步,不应为此骄傲,真正的挑战才在后面。”
B. 批评与自我批评。 毛泽东强调,要鼓励自我批评,促进自我革命,革新自我,保持党内的生机与活力。
C.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毛泽东强调,党外的民主人士也应被团结起来,共同为国家的复兴做出贡献。他警惕党内可能出现的“右的迁就主义”和“左的关门主义”,并提到在团结党外人士时要保持诚恳和开放的态度,避免孤立自己。
他深知,党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能让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而这正是我们能从失败中汲取教训,并最终建设起新世界的根本所在。
(注:文中红色字体如无特别说明,皆引自《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