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初，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向毛泽东发出了报告，汇报了西北野战军的兵力情况。在电报中，彭德怀写道：

“我军概况：现有兵员九万五千人（包括警四旅改编后的十二师，约四千人），一二两军合计五个师，每个师大约七千八百余人（三军的编制），三军有七个师，每个师接近八千人，九师则不到六千人，四军的三个师中，人数较多的有五千人，较少的则有四千人，六军有两个师，各有五千人。目前我军整体人员结构，伤亡情况严重。1948年全军共伤亡四万二千九百七十余人，其中俘虏、失踪及逃亡的有九千人，干部方面的伤亡特别严重，总共有一万一千名干部，班级干部约六千余人，连排级干部近四千人，营级以上及医疗人员共约千人。受伤归队者已有两千余人。经过冬季整训，干部补充完成，预备干部有四千余人，党员占据了军队的三分之一以上。”

与兵力庞大的三野、四野相比，第一野战军的规模明显较小，编制也相对精简。除了彭德怀提到的人员构成，还提到西北野战军经历了非常独特的转型变化。彭德怀继续在电文中提到，西北野战军的组成从一开始由北方地区的人组成，逐渐转变为以南方特别是四川人占主导的部队。

彭德怀深知，西北野战军不仅人数上无法与三野和四野抗衡，且其构成也极为特殊。刚开始时，西北野战军不过是由一些原本驻守在陕北地区的军队组成，部队规模只有1.7万余人。随着战争的推演，人员逐步补充，最终扩展到两个纵队、六个旅、约2万人。

然而，随着战争的发展，西北野战军的人员构成发生了微妙变化。彭德怀在报告中指出，西北野战军的绝大部分士兵已来自四川，整支部队逐渐变成了“南方军队”，而原先的北方农民和晋绥地区的民兵则变得越来越少。由此可见，西北野战军不仅在数量上不断扩充，而且其兵源地的转变让它逐渐成为了一支典型的川军部队。

这其中有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西北野战军的人员从何而来？当时，西北的主战场仍未与四川发生交集，而四川作为国民党坚固的后方，原本不可能成为西北野战军的兵员来源。彭德怀在电报中明确提出，尽管初期西北野战军的人员构成主要依靠陕北和晋绥的本地民众，但随着战争的持续，尤其是扩军过程中，兵员来源的难题逐渐困扰着西北野战军。

为了弥补兵力不足，西北野战军面临着与其他野战军不同的挑战。相比于兵力庞大的四野、三野，西北野战军的兵力一直属于较小规模，难以有效扩充。尤其是在解放战争初期，西北野战军的规模仅有15万人左右，甚至连华北野战军都能轻松超越。尽管如此，西北的地理环境复杂且富有战略价值，且面临着多个敌军集团的压力，这使得西北野战军的任务愈加艰巨。

彭德怀背负的任务不仅仅是保卫西北地区，更是确保西北成为中央的后方支撑，避免敌军集团向中原、东北以及华东调动兵力。因此，西北野战军的扩张成为了一个迫切问题。然而，陕甘宁边区的资源极其贫乏，除了靠着贺龙的晋绥军区提供支持，彭德怀几乎无从下手。在这种局面下，西北野战军需要依赖中央支援和来自其他战场的力量。

为了弥补兵力上的不足，中央军委决定派遣陈赓等将领来支援西北野战军。陈赓作为一位富有战略眼光的将领，原本能够为西北野战军带来巨大帮助。陈赓曾在抗战时期展现出卓越的指挥能力，其战绩在解放战争初期与粟裕比肩。然而，尽管陈赓等精英的支援能够有效提升西北野战军的战力，最终，由于战略部署的需要，毛泽东决定将陈赓派往其他更重要的战场。

随着西北野战军不断补充兵员，尽管困难重重，彭德怀依然凭借着出色的军事指挥，逐步扭转了局面。随着战局的推进，西北野战军的人员构成更加多元化，许多原本是敌方俘虏的战士加入到了部队。然而，这些“解放战士”的思想觉悟问题引发了彭德怀的忧虑。为了避免部队出现不稳定因素，彭德怀通过整军运动，实施了严格的政治教育，增强了军队的凝聚力。

通过这些努力，西北野战军逐渐从一个兵力单薄、来源复杂的部队，转变为一支训练有素、战斗力极强的力量，为后续的战斗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