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原王朝而言，针对北方的草原民族，最理想的情形莫过于保留一个能够压制那些相对落后且更加野蛮的部落崛起的势力，同时让这个势力处于依附于中原王朝的状态。然而，这一切的前提是中原王朝本身必须保持稳定与和谐。值得一提的是，历史上唯一能够做到这一点，并且几乎完美执行的统一王朝，便是封建王朝的终极形态——大清帝国。

大清之所以能够成功驯服蒙古，转而成为其忠实盟友，主要是依赖于来自中原及江南地区的丰厚财政支持。通过对蒙古部落的“赏赐”方式进行“转移支付”，让他们无需再像以往那样通过劫掠来获得生存资源。这一策略使得中原王朝在面对草原民族时，增进了理解与认知，也为日后的离间策略打下了基础。清朝能够有效地处理与草原民族的关系，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在于皇太极的母族叶赫部，实际上是早已女真化的蒙古人，这为清朝的稳定与统一提供了便利。

实际上，汉朝与匈奴之间的关系与唐朝与吐蕃的关系最为相似。更加巧合的是，真正与中原王朝同时崛起并随之衰落的周边政权，并非匈奴与强大的汉朝，而是吐蕃与稳健的唐朝。唐朝未能彻底消灭吐蕃，这与西汉不能消亡匈奴的原因如出一辙，核心在于当时的条件限制了他们的战略投射能力。即便征服了对方的领土，也难以有效治理；即使获取了民众的忠诚，也难以巩固统治。这就意味着，若一味与其对抗，除了留下“武功”的名声外，实际上并不会获得实质性的成果。汉武帝与唐玄宗的例子正好印证了这一点。在唐代的诗人眼中，汉武帝的做法与唐玄宗的战略选择相映成趣。

如果非要指出汉武帝与唐玄宗之间的不同之处，那么可谓唐玄宗身边没有一个出色的曾孙来弥补他所犯下的一系列战略失误。纵观汉武帝一生对匈奴的战略决策，真正对历史产生积极深远影响的，只有三次，即卫青征讨河套、霍去病开拓河西、李广利征伐大宛。假如汉武帝当年在霍去病打开西域通道后，能够集结力量深入攻打西域，切断匈奴的补给线，完全有可能重现其曾孙宣帝的辉煌，轻松打击匈奴。

然而，他却一味追求声名显赫，发起了所谓的“漠北之战”和“封狼居胥”，换来的不过是后世一群文人对于其“赫赫武功”的赞美，代价却是将文景两朝积累下的财富几乎榨空。幸好在耗尽家底后，他及时调整策略，开始集中精力发展西域，使得后来的昭帝和宣帝能够在此基础上展开更为有效的治理与影响。

尽管武帝征讨大宛的初衷并不纯粹，加上李广利的个人品质受到质疑，导致后世对这场远征的评价普遍偏低，甚至受到口诛笔伐。但实际上，从长远历史的角度来看，李广利的远征大宛所展现出的价值与影响力，甚至超越了卫青征讨河套和霍去病开拓河西的成就。这是中原王朝首次向西域展示其真正的实力，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穿越多国并战胜敌对势力，击败了一支西域强国，彻底打破了西域各国的“中华虽强却无法抵达”的幻觉，从而将中国的战略影响力首次具体而坚实地投送至这一重要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