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格林沁（1811年－1865年），科尔沁左翼后旗人，是成吉思汗胞弟拙赤合撒儿的二十六代孙，享有扎萨克博多勒噶台亲王的封号，世袭不替，是满清统治集团中最受重用的蒙古藩王之一。

在清朝历史上，僧格林沁多次力挽狂澜，挽救了清廷于危难之际。1855年，他击败了太平天国北伐军，为京师解除了威胁；而在1859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他成功抵挡了英法联军的进攻，在大沽口取得了重要胜利，这也是清朝自西方列强侵略以来首次击败敌军。他因此被誉为“国之柱石”，与曾国藩共同被称为“南曾北僧”。

然而，1865年，僧格林沁奉命剿灭捻军，却在山东曹州高楼寨遭遇伏击，不幸战死。死后，同治帝与两宫太后亲自祭奠，给予他“忠”的谥号，并将其画像绘于紫光阁。

与曾国藩、左宗棠等汉族地主阶级的军官不同，僧格林沁作为清朝末期满蒙统治集团中的一员，不仅在军功上卓越，在历史上拥有着独特的地位，他也因此被誉为“马背上的王爷”和“满清帝国最后的武士”。

僧格林沁是成吉思汗的二弟拙赤合撒儿的二十六代孙，出生时虽来自黄金家族，却家道中落。他的父亲只是一个普通的四等台吉，尽管家族拥有贵族的身份，但生活非常拮据，甚至在僧格林沁年轻时，家里曾一度陷入困境，甚至需要他为富人放牧来补贴家用。若依照常规的生活轨迹，他可能会平凡度过一生。然而，命运给了他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

僧格林沁的族父索特纳木多布济娶了嘉庆帝的第三女庄敬和硕公主，封为科尔沁左翼后旗扎萨克多罗郡王。可惜两人无子嗣，索特纳木多布济为了传承家族香火，向道光帝请求在家族中选一继承人。年少的僧格林沁因出类拔萃的仪表，被选中成为继承人，并被道光皇帝收养为继子。

1825年，索特纳木多布济去世，僧格林沁顺利继承了郡王之位，成为科尔沁第十一代扎萨克多罗郡王，开始在朝廷上担任御前行走一职。

从一个四等台吉到成为多罗郡王，僧格林沁不仅实现了身份的跨越，更为日后他在晚清政治舞台的崭露头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满清统治者中，满洲贵族一直采取通过满蒙联姻来巩固和维护统治，尤其是科尔沁蒙古贵族自皇太极时期便已纳入满洲阵营，并与满洲贵族保持着深厚的姻亲关系。作为科尔沁蒙古贵族的一员，僧格林沁通过继承祖业获得了和清朝皇帝更近的接触机会，他忠诚于朝廷，机敏果敢，深得道光皇帝的信任。

1832年，清朝道光帝将火器营交给僧格林沁掌管，开始锤炼他的军事能力。两年后，他被任命为御前大臣、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兼正蓝旗蒙古都统，年仅23岁的僧格林沁就成为了正一品大员，跻身清廷的权力核心。虽然这些职务并不像内阁大学士或地方督抚那样显赫，但作为御前大臣，他得以掌管内廷事务，几乎与皇帝并肩工作。

僧格林沁凭借着自己的忠诚和出色表现，不仅得到了道光皇帝的青睐，也在清朝的统治阶级中逐步攀升。此后，他继续担任多个重要职务，并在1850年道光帝去世时，成为了十大顾命大臣之一，成为清朝政府决策层的一员。

咸丰继位后，僧格林沁继续立下赫赫战功，他镇压了科尔沁左翼后旗的佃农抗租起义，并平定了密云县的土匪叛乱，获得了咸丰帝的高度评价。《清史稿》称他“出入禁阉，最被恩眷”。

19世纪50年代，清朝社会的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农民起义和匪患不断蔓延，最为人熟知的便是太平天国的起义。1851年，洪秀全在广西金田村起义，建立了太平天国，很快席卷了西南与中南各省，并在1853年攻占南京，定都太平天国。

紧接着，太平天国的将领林凤祥、李开芳率领两万余人北伐，虽然北伐军的规模不大，但由于这些兵员都是经验丰富的太平军老兵，他们作战勇敢且富有信念，目标直指北京。短短几个月，北伐军在多个战役中取得胜利，直接威胁到京师安全，甚至突破天津和独流镇。

清朝朝廷为解救京城危机，派僧格林沁出手，咸丰帝亲自将清太祖努尔哈赤使用过的宝刀交给他，以示信任。

面对这支勇猛的北伐军，僧格林沁判断其后方缺乏支持，孤军深入势必成为强弩之末。他决定采取包围消耗战，而非直接与北伐军正面交锋。经过一番巧妙布防，僧格林沁在紫荆关设防，将北伐军堵截在静海一带，并随着寒冬的到来，南方兵员因不适应严寒而战斗力减弱。

僧格林沁主动出击，在天津南王庆坨与北伐军展开激战，敌军损失惨重，被迫撤退至河北连镇，北京城得以保全，咸丰帝大喜，赐予他“湍多巴图鲁”荣誉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