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古代典籍的记载，大约在四千年前，上古时期的帝王尧、舜、禹通过禅让的方式完成了权力的交接。这种方式以德行和声望为基础，进行的和平交接，不仅使天下诸侯都心悦诚服，还最终促成了夏朝的建立。除了历史上有名的太康失国和少康中兴事件，这些事件一度使中原地区陷入了长时间的战乱之外，其余时期大致上都处于夏朝的统治下，并且维持了一段相对的安定局面。然而，这种被后人称为盛世祥和的描述，其实更多来自于后代文献的理想化叙述。近百年来，随着考古学的迅速发展和现代科技手段的应用，越来越多的实物证据揭示了另一幅截然不同的历史画面——从龙山文化到夏代早中期的中原大地，曾经爆发过多次血腥的战争，这也让我们怀疑，古代史书的记载可能被大大美化甚至扭曲了。

1928年，考古学家吴金鼎在山东济南历城县龙山镇发现了举世闻名的城子崖遗址。在那里，考古学家们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黑陶器，这些器物不仅工艺精湛，质地细腻，而且成为了研究远古社会的重要线索。随后的考古工作中，在河南、山西、陕西等地发现了大量约4500年至4000年的文化遗存，这些遗存主要以黑陶为特征，因此被统称为龙山文化。学术界普遍认为，这一时期大致对应于史书所记载的五帝时代。龙山文化大约在四千年前结束，而夏朝的建立也正发生在这个时期，因此这两个历史事件在时间上是有直接联系的。从考古的脉络来看，龙山文化之后是新砦文化与二里头文化，其中新砦文化被认为是二里头文化的早期阶段。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新砦遗址的发掘中，出土了不少带有东夷文化风格的器物，这可能为古籍中提到的后羿、寒浞代夏和太康失国的历史背景提供了线索。

更为直观的证据来自对不同时期人骨的研究。考古学家通过对龙山、新砦、二里头等时期人骨的分析，发现了许多有趣的细节。首先，关于死亡年龄的差异，龙山时期女性的平均寿命明显高于男性，而在新砦与二里头时期，这一情况恰恰相反。龙山时期的居民普遍有牙结石和牙釉质发育不良的现象，这说明当时的营养状况并不理想，尤其是女性的饮食中碳水化合物占比过高。然而，在生产力并未显著提高的情况下，为什么龙山时期的男性寿命会明显低于女性呢？唯一合理的解释是，频繁的战争导致大量男性丧命。换句话说，龙山时期的社会并不安宁，而是充斥着不断的冲突和战斗。

从颅骨的特征来看，河南龙山人群与更早的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人群有较强的相似性。然而进入二里头时期后，中原人群的特征则更多地表现出北方和西北地区人群的特点。这一变化无疑反映了大规模人口迁徙和族群融合，而这种融合很可能不是通过和平交流实现的，而是战争和征服的结果。历史上，周人自称是夏人的盟友，而周人的起源地通常被认为位于山西或西北地区。结合二里头时期的考古发现来看，夏人或许本就是来自西北的势力，他们南下入侵并征服了中原的龙山先民。另一种可能是，夏朝确实由龙山先民的大禹所建立，而他们向西北扩张并俘获了大量人口，最终导致了不同族群间的交流与融合。

除了人骨研究，居民的饮食结构也提供了重要的信息。考古学家通过碳氮同位素与锶氧同位素的分析，揭示了当时人群的主食构成。从龙山文化到二里头文化时期，河南地区的农业逐渐由单一的粟黍作物，向水稻、大豆、小麦等多元化发展，初步形成了五谷的格局。然而，不同地区的居民主粮各有不同。例如，在郾城郝家台遗址，一部分人群以稻米为主，而另一部分则以粟类为主。研究发现，这种差异源自大规模的人口迁徙——遗址中甚至有一些幼儿，他们的成长地区与本地相距甚远。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叶县余庄遗址，整体上该地区以稻米为主，但其中部分女性和未成年人并非土著居民，而是外来人口。考古证据显示，余庄文化与湖北石家河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存在交流，葬俗等方面也受其影响。如此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在交通不便的上古社会中，除了婚姻联姻外，更多的可能是战争、掠夺和奴隶买卖的结果。尤其是当迁徙的群体中包括未成年人时，战争导致的掳掠几乎是可以确定的。

总体来看，从龙山文化到夏代早期，中原地区并非像儒家史书中描述的那样是太平盛世，而是经历了频繁的战争和征伐。古代典籍中关于圣王仁德、天下安和的叙述，大概率是后代儒家对历史的美化。儒家并非有意篡改历史，而是希望通过树立理想化的圣王形象，为后代帝王提供榜样。因此，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尧、舜、禹形象，更多是儒家价值观下的理想化典范，而不是完全真实的历史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