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56年正月，李治做出了重要决策，将原皇太子李忠降为梁王，并立其母亲武则天的长子李弘为新的太子。同时，宣布大赦天下，改元“显庆”。这次改朝换代的举措，标志着李治在政治舞台上的一次重大反击，也标志着他重新掌握了权力。

李治在更换太子后，改年号为显庆，时年29岁的他终于在权力的斗争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前期的“永徽”年号，虽然字面上有美好寓意，但对李治而言，却是六年失败的象征。那六年间，他在权力斗争中几乎处于边缘地位，完全受制于权力更为强大的舅舅和权臣们。在政事堂的操作下，李治的皇后与长孙无忌结成了联盟，支持李忠继位，而李治则被视为可有可无的角色。

李治深知自己处于被动境地。他父亲李世民留下的禁军系统以及高寿李勣的政治支持，成为他翻身的关键。在面对强大的长孙无忌时，李治决定依靠这些遗产展开反击，终于以果断的行动击破了政事堂的控制，重掌大权。

二月，李治任命了于志宁为太子太傅，同时任命韩瑗和中书令来济为太子宾客，这一系列人事调整，体现了李治的权力斗争策略。他通过这些举措试探长孙无忌一系的态度，而政事堂的反应很快就暴露了他们的不满。韩瑗公开为褚遂良辩护，指出褚遂良遭遇了不公，并要求李治宽恕。然而，李治并未理会这些反对声音，坚定地表示，褚遂良的行为已经构成违逆，他的处分并无不当。

此时，李治感受到长孙无忌的压力。他们通过巧妙的言辞和历史类比，试图将李治推到“昏君”的位置，但李治并未屈服，而是通过果断的行动摆脱了这一局面。

显庆二年，李治亲自前往洛阳，摆脱了长孙无忌在长安的控制。通过这一举动，他不仅强化了自己的独立性，也有效地避开了长孙无忌的政治地盘。李治通过一系列政治操作，逐渐将洛阳建设为自己的大本营，尽管这一举措表面上是为了施政方便，实则暗藏了对长孙无忌的挑战。

八月，李治通过许敬宗和李义府的支持，将褚遂良贬为桂州刺史，韩瑗和来济也相继被调任到偏远地区。李治的这一系列政治操作，显示出他对政治权力的全面掌控，并且向外界宣示，自己的权威已不容置疑。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李治继续推进对长孙无忌一派的清洗。即使他在历史上有着作为开国功臣的威望，李治也毫不犹豫地进行报复。在李治的强力驱动下，长孙无忌及其支持者们最终遭遇了彻底的清洗。

然而，李治并不只满足于清除政敌，他还在推动国家法制建设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通过设立《永徽律》并对其进行详细解读，他确保了唐朝法律的统一与执行，并进一步强化了对国家事务的控制。

尽管李治在大部分时间里展现了较为果敢的领导力，但在面临健康问题时，他不得不将一些政务交由武则天代为处理。这一过程中，武则天逐渐在李治的政权中获得了更多的权力，而她的能力与雄心最终使得她在李治去世后，成为了唐朝的实际掌权者。

李治的执政，表面上看似充满了政治智慧和精妙的布局，实际上也充满了对于权力的高度渴望与控制欲。尽管他曾一度被视为一个“妻管严”的皇帝，实际上李治从未放松过对政权的把控。他通过调整宰相，改动制度，不断加强对权力的掌握，最终实现了对国家的控制。然而，李治的最大错误在于，他过于依赖武则天的能力，却未曾预料到这位聪明的女性会在日后挑战他的权威。

总的来说，李治不仅仅是一个在父亲遗产基础上运作的皇帝，他的成功与失败都深刻影响了唐朝的未来。无论是他的政治斗争，还是他对于国家法制的贡献，都深刻影响了后世对唐朝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