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是一本记载上古历史事件的经典著作，共由四个篇章组成，其中后三篇分别为《夏书》、《商书》和《周书》，而第一篇则是《虞书》。这篇章讲述的是尧、舜、禹、皋陶、伯益以及后稷等人物的事迹，类似《尧典》和《舜典》等内容。换言之，四个篇章分别对应着虞、夏、商、周四个时期，这表明尚书视“虞”朝为与夏商周并列的一个重要王朝，甚至被认为是比夏朝更为古老的中国第一王朝。

这一点在先秦的诸多典籍中得到了体现。《国语》提到“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吕氏春秋》也记载道“今虞夏殷周无存者，皆不知反诸己也”；商鞅更曾言“周不效法商，夏不效法虞”，这些记载将虞朝与夏商周并列，表明古人对虞朝的认同与尊重。

然而，历史的复杂性在于，史记中明确将“夏”定为中国的第一个王朝，近现代的古史辨学派则直接否定虞朝的存在，许多现代学者认为虞朝仅为传说。那么，虞朝究竟是否真实存在呢？随着考古学的进展，已经有了一些新的发现。

史书记载中提到，舜早年活跃于冀州的历山、雷泽和河滨一带，帝尧在将两位女儿嫁给舜后，命令舜协助他治理国家，经过考验与观察后，舜辅佐尧二十年，并最终继位。“舜摄政八年，尧崩”这一历史事件明确了舜和尧的关系。根据当时的交通条件，舜和尧必定处于相同或相近的时空中，两人之间的联系极为紧密，也可以推测舜的家族应与尧的都城相距不远。

根据考古学家的发现，位于山西临汾襄汾县的陶寺遗址被认为是“最早的中国”，并且与史书记载的尧都在时间与空间上高度吻合，因此如今普遍认为陶寺遗址就是尧的都城。既然如此，舜继位后是否也在陶寺遗址建立都城呢？北魏的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转述应劭的观点，认为“尧舜并都之也”，即认为尧舜两位帝王可能共同治理一个都城。或者，舜在自己统治的地盘上建立了新的都城，距离陶寺遗址不远。

关于舜都的具体位置，现代学者有多种考证。首先，根据《竹书纪年义证》记载：“蒲版，舜旧都，其北有长版，为邑之险要，故曰蒲版。”唐代李泰在《括地志·蒲州·河东县》一书中也提到：“河东县南二里故蒲坂城，舜所都也。”根据这些记载，今天位于山西运城永济市的蒲州曾是舜的都城，与陶寺遗址相距约178公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括地志》还提到，夏朝的都城斟鄩位于洛州巩县西南约五十里，现在的郑州巩义市。考古学家在这个方位发现了二里头遗址，证实了夏朝都城的位置。

其次，学者们认为古代冀州的地理范围大致位于黄河以东、汾河以西的晋南地区，这一地区与陶寺遗址的距离也较近。随着历史的演变，冀州的名称逐渐迁移到了河北。今日的汾河流域曾在古代有过改道，因此可以推测舜活动的区域大致位于今天的山西南部，符合史书中对舜活动地区的描述。史书记载舜“居成聚，成邑，成都”，这意味着舜的都城从一个简单的聚落逐渐发展成一个城市。因此，永济市的蒲版应该是尧禅位之前舜的都城，之后舜迁都陶寺。

第三，山西运城地区曾有两个与虞朝相关的虞国。商纣王释放姬昌后，姬昌曾解决“虞芮之争”，这表明虞国在山西运城一带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武王在灭商之后，也将一部分族亲封在虞地，建立了虞国，位于今天山西南部的运城夏县和平陆北部。

此外，汾河以西的地区保留了大量与舜相关的文化遗迹，这些文化元素在其他地区并不常见。例如，地名中有妫汭、历山等，这些名称与舜的活动有着直接的联系。在历山上，还有一个小型的陶寺文化遗址，这些都表明舜的文化痕迹深入山西运城一带。结合史料和考古的发现，可以得出结论：舜的政治势力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今天的山西运城一带，他的都城应该位于陶寺遗址所在的区域。

陶寺遗址的考古发掘表明，遗址面积达280万平方米，拥有宏大的城址和与之相匹配的王墓、世界上最早的观象台、气势磅礴的宫殿等建筑设施。陶寺遗址的发现再次证明了舜的政治势力在古代中国的重要性。更令人惊讶的是，距今4000多年时，洛阳的王湾三期文化曾攻占湖北天门的石家河遗址，并摧毁了20座城池，取而代之的王湾文化被认为与禹的治水成就相关，进一步证实了舜时期的政治势力至少延伸至河南洛阳一带。

总体来说，陶寺遗址的三个阶段中，早期持续了200余年，与尧的时代相对应，中期则延续百年，恰好对应舜的时代。这表明舜所建立的政治势力在当时十分强大，控制了广大的区域，持续了百年之久。因此，不难理解为何先秦文献将“虞朝”与夏商周并列。

最终，司马迁为何将“夏”定为中国第一王朝？一方面，春秋战国后许多文献丢失，关于虞朝的史料也随之失传；另一方面，儒家学者普遍将夏朝之前的历史视作禅让制，认为尧舜是两位帝王的交替，因此司马迁未将虞朝视作一个真正的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