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的逝世震动了全国，举国哀悼，情绪低落。杜聿明深感悲痛，几乎难以控制自己内心的悲伤。他曾对朋友们说：“尊敬的周总理已经离开我们快一周了。像大家一样，这几天我和老伴吃不下，睡不着，精神恍惚，眼泪也已流干。我大女儿杜致礼和女婿杨振宁几次打来电话，安慰我们，但他们自己也很痛心，只是强忍着希望我们节哀……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周恩来同志不仅是我的恩师，更是我再生父母！”

杜聿明在中国近现代史中具有特殊的地位。曾经，他是抗日战争时期的著名将领，然而，历史的转折也让他背负了战争罪犯的耻辱。杜聿明的声名最早是因他在黄埔军校的出色表现，他是该校的第一期学员。随后，他在北伐战争中发挥了卓越作用，并在长城抗战与淞沪抗战中屡立战功。尤其是在1939年11月，他作为国民党第5军军长，在桂南昆仑关的战斗中，重创了日军第五师团，这支号称“钢军”的部队。

然而，1948年，在淮海战役的关键时刻，蒋介石命令杜聿明重回战场。但此时战局已经逐渐倾斜，杜聿明虽竭尽全力，也无法扭转局势，最终被解放军俘虏。杜聿明深知自己的罪行，他曾认为自己一定会过上暗无天日的生活。在几次自杀未遂后，他成为了监狱里最为固执的战犯之一，始终不愿接受改造，甚至扬言要重新投身战斗，挑战共产党。

杜聿明的一生，经历了诸多痛苦与挣扎。他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自此步入战场，常年征战，身患多种疾病，胃溃疡、肺结核、肾结核、脊椎炎等病痛常常折磨着他。进入监狱后，他依然保持着一个将军的高傲，不愿向共产党屈服。然而，身体的痛苦最终让他感到了无力抵抗，尤其是肺结核的折磨。由于国内当时没有生产治疗肺结核的药物，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为他请来了国内顶级的专家，为他治疗疾病。同时，还特批使用黄金从香港澳门采购了链霉素，这让他得以治愈肺结核。周总理更是为杜聿明的脊椎炎提供了专门的治疗方案，并且特制了合适的石膏板，使得他可以安心入睡。除此之外，杜聿明在监禁期间得到特殊照顾，每天的餐食丰富，红烧鱼、鸡蛋、牛奶等营养食品不曾间断。

1956年，杜聿明首次给女儿杜致礼写信。虽然中美两国未建立外交关系，信件不能直接送达，但在周总理的协调下，这封信经历了许多曲折，最终抵达了杜致礼的手中。当她看到父亲多年未曾见过的字迹时，不禁泪流满面。杨振宁夫妇将收到信件的那天定为家庭的“纪念日”。这种深切的关怀，使得杜聿明感受到无比的温暖，他的思想也逐渐开始转变。

周恩来总理安排杜聿明参观了新中国的建设成果，特别是在长春孟家屯，杜聿明看到曾经的日军细菌战研究基地，现在已变成新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当他看到中国人自己生产的汽车时，内心涌起了莫名的激动，他亲自驾驶了几百米。通过与社员们的交流，杜聿明逐渐意识到新中国的建设不仅仅是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更是人民群众选择了共产党，才有了今日的辉煌。

1957年，杨振宁在斯德哥尔摩出席诺贝尔奖金授奖仪式时，周总理派遣杨振宁的老师张文裕，代表中国政府向他表示祝贺，并送去杜聿明的一封信。在信中，杜聿明写道：“亲爱的宁婿，我祝贺你获得诺贝尔奖金。希望你继续关注政治，谨慎行事。”此后，杜聿明不断向杨振宁夫妇写信，热情地分享新中国的变化与成就。

1959年12月4日，经过10年的改造，杜聿明成为首批被特赦的战犯之一。12月14日，周总理在中南海接见了杜聿明等首批特赦人员。总理关切地询问了杜聿明的健康状况，杜聿明向他报告时，内心充满了愧疚。他坦言：“我对不起您，没能和您一起为革命而战，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周总理宽慰他：“你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愿意改正，这是最重要的。”周恩来总理的话语，让杜聿明深受触动，他发誓要继续改造自己，为国家做出贡献。

1961年3月，杜聿明被任命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正式进入国家机关工作。从此，他经常出席各类国事活动。一次，他陪同周总理接待了来访的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周总理自豪地向蒙哥马利介绍道：“这位就是杜聿明将军。”这句话让杜聿明深受感动，因为这不仅是对他曾为国家做出的贡献的认可，也象征着他在新中国社会中的尊严。

1964年，周恩来总理向全国政协常委会提议，特邀杜聿明等人担任全国政协委员。这份宽容与信任让杜聿明深受鼓舞，重新燃起了工作与生活的热情，他通过各种方式为祖国的统一事业贡献力量。

1981年，杜聿明在临终前特别叮嘱妻子曹秀清，国家会照顾她的生活。一个人的胸怀与担当，能容纳多少人的悲欢离合；一个民族的伟大，也许正是体现在这种宽容与大爱之中。杜聿明的晚年，回顾过去，他无悔于自己曾为国家和民族付出的努力，也感恩于周恩来总理给予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