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7月，陈独秀的大儿子，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的陈延年，经历了极为残忍的酷刑折磨，最终在上海不幸遇害。纵观这一历史事件的整体背景，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无疑是导致这一悲剧的直接原因。然而，若没有蒋介石铁杆亲信，陈独秀的故交——吴稚晖，这位国民党元老的暗中捣鬼，或许事情的走向就不会如此悲惨。吴稚晖利用自己在国民党中的身份和人脉，通过写信告密、蓄意加害，使得陈延年命运的转折变得不可逆转。

那个时代混乱不堪，法律程序尚未完备，政权的更替和社会动荡都让民众的生死命运掌握在权力者的手中。人在那个时期的命运，往往仅凭掌权者的一念之差，甚至一纸命令便可决定生死。吴稚晖得知陈延年被捕的消息后，便立刻给上海警备司令部司令杨虎写了一封信，信中透露出他对陈延年被捕的极度快慰与幸灾乐祸。他在信中写道：

“今日得知陈独秀之子延年被捕，不禁心中快慰，先生真是天人！如此之祸害被捕，佩服至极。陈延年不仅仅继承了其父的恶行，还超越了其父百倍。在法国，他曾对当时共产党的头目如李立三、蔡鹤孙、罗亦农等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在中国，陈延年所拥有的地位和势力，已经不逊色于他父亲，甚至有可能比他父亲更为强大。这种人若在上海得以存在，将是一大祸害，因此，他的罪行必需尽快昭告天下，依法处置。”

细细品味这封信，戾气和恶意之浓烈，不言而喻。信中的每一行字，都透露出吴稚晖深深的嫉妒、恐惧以及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不择手段的冷酷。作为一个文化名人，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的所作所为似乎与其身份极为不符。他不顾个人形象，毫不犹豫地送出这样一封充满恶意的告密信。更让人痛心的是，陈延年，作为陈独秀的儿子，是一个胸怀理想、志向远大的革命者，曾亲切地叫吴稚晖为“伯伯”。两人本应有着深厚的情谊，但吴稚晖却在关键时刻作出了如此令人发指的背叛。

胡适，作为陈独秀的朋友以及中国现代文化的杰出人物，得知陈延年被捕的消息后，心情极为沉痛。他和陈独秀因《新青年》结缘，在北大共事多年，尽管因性格和理念的差异，两人逐渐产生了分歧，但他们始终保持着相互尊重和深厚的情谊。胡适在得知陈延年身陷困境时，立即决定出手相救。他没有顾虑援助陈延年可能带来的风险，而是全力想要将这个年轻的革命者从牢笼中救出。

然而，胡适的选择却并未如他所愿，他求助于吴稚晖——陈独秀的老朋友，双方有着深厚的私人关系。吴稚晖曾在早年资助陈独秀的两个儿子到法国求学，对陈延年兄弟有着较为亲近的关系。他的文化背景和国民党元老的身份，似乎让胡适认为寻求他的帮助最为可行。但正如历史所证明的那样，胡适的理想主义最终在现实面前显得如此脆弱，吴稚晖并没有履行任何应有的道义。

随着陈延年被杀害的消息传来，吴稚晖那封恶毒的信被公之于众，更让人震惊的是，他不仅将信件写出，还在陈延年牺牲后，将信件公之于《申报》上。这封信，无疑是吴稚晖冷酷无情的象征，显示了他的虚伪和心狠手辣。在那个动荡的时代，很多人为了权力不择手段，似乎无所不用其极。

这使得吴稚晖得到“疯狗师爷”的外号。曾经引以为傲的文化修养，在面对无耻之举时显得微不足道。即便他此后极力为自己辩解，甚至自视为文化名流，但这封信和他的行为将他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而胡适在事后看到吴稚晖的信时，心中必定五味杂陈。1928年2月27日，陈延年遇害整整七个月后，胡适终于忍不住给吴稚晖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胡适以一贯温文尔雅的风格含蓄地批评了吴稚晖，指出他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影响力，推波助澜，蓄意加害陈延年的卑劣行径。胡适这番含蓄的批评，既是对吴稚晖行径的讽刺，也是对陈延年英勇牺牲的深切怀念。

胡适虽常被批评为立场不坚定，但他的为人却始终保持着温厚与平和。在那种风雨飘摇的年代，胡适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信念，尽管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压力，他依旧不忘过去那些曾为理想奋斗的革命者。对于陈延年和那些有志气的青年，胡适的情感和怀念无疑是深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