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财政管理看似与前朝相似，实际上却经历了许多细微的调整与改进。继承了明朝《赋役全书》中规定的税制，新的清朝政府依然以此为财政支柱，甚至一些旧有的制度和方法被继续沿用。赋税制度中的起运与存留划分，以及中央和地方政府拨款份额，清朝也毫不犹豫地继承了明朝的做法。经历了近百年的战乱后，满洲的统治者最为迫切的任务是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以提高国家的生产力。

这些措施并没有改变财政工具的核心结构，而是利用传统的扩展税收基础的方法，既保障了财政收入，又尽量减轻了民众的赋税负担。朝廷特别鼓励开发荒地，免除新垦土地的赋税，并对大力招徕百姓的官员给予奖励。为了控制财政开支，朝廷也力求精打细算。康熙帝通过频繁的减税措施，彰显了自己的仁政，同时也维持了国家经济的稳定。他在晚年还将入丁税定于1711年的水平，这一政策一方面促进了人口增长，另一方面却也暴露了土地生产力有限与人口扩张之间的矛盾。看似平静的背后，实际上开始酝酿着财政危机的种子，为后来的改革铺设了基础。

如果明朝的财政制度建立在分权与非正式的控制机制上，那么清朝初期则是中央集权的逐步强化。在满洲建立政权的初期，第一代清朝统治者目睹并推动了高度集中的财政管理体制的逐步形成，尤其是通过直接联系纳税人与政府的方式进行改革。清朝继承了明朝税制中的混乱局面，中央政府通过将《赋役全书》规定的所有税务权力集中于中央，避免了过去地方和中央政府之间财政管理的混乱。这一过程中，许多由地方征收的赋税被撤销或合并，从而消除了过去税收中的腐败现象。

康熙帝进一步简化了《赋役全书》，取消了那些不再适用于清朝经济的赋税种类。经过这些简化和改革，中央政府的税务系统逐步理顺，也有利于消除地方政府管理上的某些独特性。清初的财政改革最具代表性的措施是“奏销制度”的建立，这一制度标志着清朝中央集权体制的逐步巩固。甚至在满洲入主中原之前，他们就开始对自己的财政状况进行定期清查，最终形成了奏销制度，这一制度便是明末清初财政管理变化的重要产物。

考虑到当时的技术水平，只有一种简单、清晰、规范化并且依托于严格的官僚体系的税制，才能够对财政收支进行有效的监督。这一制度在顺治年间初步形成，顺治三年，皇帝命令户部对京师各衙门的赋税收入进行详细调查，并要求同样的检查在各省进行。这个过程的核心是揭示出政府对自己财政状况的认识不足，直至五年后，魏象枢上疏要求规范财政管理，建立每年审查各省财政报告的制度。

顺治九年，朝廷正式通过了向户部报送已完和未完赋税的奏销册的做法，奏销制度的基本框架开始形成。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关法律不断完善，尤其是在上报时限、应上报的类别、账目查证责任等方面。康熙帝进一步规范了这一制度，要求每年上报的税收数据必须与税单上一致，并且对每项数据进行严格核对。通过每个管理层次的奏销册，确保了对税收管理的有效监督，并通过惩罚制度减少了官员的腐败行为。

在康熙年间，奏销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特别是在康熙二十八年，政府规定了地方督抚应定期检查并上报各省的财政状况。这一系统不仅要求每一位地方官员都需亲自盘查、确认税款的收入和支出，还要求监督者每年核查所有仓库的税收，并确保没有亏空。对地方财政的监督逐渐细化，每一个环节都变得更加规范。地方官员的责任变得更加清晰，任何一项“征多报少”的情况都将受到严惩。

然而，这一制度也暴露出了一些潜在的问题，尤其是在面对部分官员腐败时。尽管清朝试图通过中央集权来加强财政管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系统中也开始出现了不法行为，尤其是通过贿赂逃避检查。腐败的情况时常得不到及时揭露，甚至在清册上做手脚，导致官员们往往能逃脱处罚。而对于迟报清册的处罚较为宽松，只有根据延迟的时间长短给予不同的惩罚。许多地方官员的俸银常常因军费和其他开支的需要被拖欠，甚至常常以“捐俸”的名义剥夺官员部分薪水，这种情况也影响了财政的健康发展。

尽管清朝的奏销制度试图通过加强对地方税收的管理来减少腐败，但它依然存在漏洞。为此，地方税务官员在清册中的每一项都必须确保与实际情况相符，而“滚单”制度便是用来规避这些漏洞的。滚单是一种记录纳税人的方式，明确每一户的税务义务，并确保税款按时缴纳到位。通过这种方式，政府减少了中介的干预，避免了以往“里甲”制度下地方豪强利用税收实施压迫的情况。

通过这种严格的财政监督和清算体系，清朝试图确保赋税收入的完整性和透明度，从而为国家的财政健康提供了保障。然而，这种制度也带来了新的问题，特别是在如何有效预防腐败和确保所有收入都按照规定使用方面，依然存在不小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