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太平盛世，常有人强调“德才兼备”的重要性，甚至有时对品德高尚的人给予的赞誉远超那些有才华的人。但乱世中的情况却大为不同。三国时期，曹操发布了著名的《求贤令》，他提出只看重人才，哪怕是那些有污点、负有骂名的人，只要他们能治国理政、用兵如神，曹操依然愿意给予重用。

更早之前，战国时期的秦孝公也曾发布过《求贤令》，并且比曹操更早以此吸引贤才。为了统一天下，秦国开启了改革，商鞅便是在这个背景下加入了秦国，带来了富国强兵的商鞅变法。

在乱世，局势复杂且多变，因此，很多在盛世时代会被唾弃的“叛徒”或“降将”，在战乱的年代却能获得更多的机会。事实上，降将并不完全相同，依据投降的动机，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无愧于心

有些武将，即便成为降将，依然能问心无愧，他们的投降并不算背叛。许多人是在主公去世后，或与主公一同投降。以蜀汉的黄忠为例，他原是长沙太守韩玄麾下的一名部将，随着韩玄一同投降刘备；再如曹魏的张辽，虽为吕布手下的部将，但吕布死后，他并没有义务为吕布殉节。类似的降将，如黄忠、张辽等，三国时期屡见不鲜。

第二类：情有可原

这类降将不同于第一类，他们的投降通常发生在主公尚存、自己被俘或身不由己的情况下。比如于禁、张郃、廖化、庞德、姜维等人都属于这一类。于禁和姜维都是在兵败后被俘而投降。庞德则是由于马超背弃了他，最初随马超投降张鲁，但在马超投降刘备时，他未能跟随。张郃的情况较为复杂，他在兵败后并未被俘，依然投降曹操，这属于介于第二类和第三类之间的情况。

第三类：一己之私

第三类降将则完全是出于个人私欲，为了自己的一己之利而投降。吕布、韩综、宋宪、魏续、孟达、夏侯霸等人便是典型的代表。吕布本身就是个变节者，韩综为满足个人欲望而叛吴投魏，宋宪、魏续等人则是在吕布死后，选择背弃主子，追求荣华富贵。文官中也不乏这样的叛徒，像张松、法正等人就是其中的代表。

在公元241年，蜀汉的大臣杨戏写了一篇《季汉辅臣赞》，该文既赞扬了蜀汉的文臣武将，也在末尾批判了几位叛臣。文中提到的“奔臣”，即那些投降他国的将领，如糜芳、士仁、郝普、潘濬等。糜芳本是刘备的亲戚，投降东吴后，曾为南郡太守，然而在关羽北伐时，由于未能完成任务，最终选择投降东吴。关羽对糜芳的失望，也间接促使他作出了这一决定。投降后的糜芳始终备受东吴将士的轻视，尤以虞翻的讽刺最为著名。

郝普，在东吴攻占荆州时是唯一一个抵抗过东吴的太守。他曾坚守零陵，拒绝东吴的进攻，但最终还是因一封虚假的求降信而投降。虽然郝普有一定抵抗的历史，但最终还是选择了降吴。投降后，郝普在东吴受到了较好的待遇，最终官至廷尉。

潘濬是蜀汉大臣蒋琬的表弟，投降东吴后并未像其他降将那样受辱。潘濬出身显赫，他的投降与其他叛将有所不同。他在东吴官至太常，被封为刘阳侯，其地位显赫，东吴丞相步骘甚至将他与顾雍、陆逊并列，称赞他为“社稷之臣”。

尽管四位“奔臣”投降的原因各异，但他们的最终命运却也有所不同。糜芳、士仁和郝普因为开城投降，始终为历史所唾弃，而潘濬则因其独特的身份和待遇，在东吴过得较为安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