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通过曾国藩与杜凤治的日记来描述清朝官员的收入和日常开销。这两位人物的生平截然不同：曾国藩，作为中央大员，凭借卓越的军事才能与政治手腕，成为了地方实权的超级人物；而杜凤治则是一个基层官员，长期在县级政府工作，曾担任广东广宁、四会、南海等县的知县，也曾任罗定州知州。

杜凤治出生于1814年，来自浙江绍兴，背景较为普通，靠举人身份开始仕途；而曾国藩则比他大三岁，出生于湖南湘乡，进士出身。由于二人出身背景的不同，曾国藩的仕途起点显然比杜凤治要高。尽管如此，杜凤治与曾国藩都经历了清朝的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位皇帝的治理。杜凤治较曾国藩活得久一些，寿命达69岁，直到1883年去世，而曾国藩因过度操劳于1872年去世，享年61岁。

曾国藩与杜凤治的日记，作为珍贵的历史资料，不仅记录了他们的日常生活，还揭示了清朝官员的经济状况。曾国藩的日记篇幅庞大，涵盖了三十多年，总字数约130万字；而杜凤治则是另一个记录得极为详尽的例子，他在广东任职14年，日记手稿达到了40本，约400万字。杜凤治的日记中，有大量的潦草行书，并且为了保护个人隐私，他在日记中使用了字号而非真实姓名，给后人研究带来了不少困扰。幸运的是，邱捷和张宏杰等学者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才使我们能够较为顺畅地理解这些史料。

首先来看杜凤治在广宁任职时的经济收入。作为知县，他的年薪为45两白银，并获得了600两的养廉银。广宁如今是肇庆市的一部分，尽管这座城市的GDP在2021年为177亿元，但其历史上的经济状况却较为贫困。杜凤治的收入在当时并不算高，尤其在这样一个贫穷的地方，他的开销无疑是很紧张的。然而，当他调任南海县后，收入有了显著提高，年薪依旧是45两白银，但加上1500两的养廉银和30两的办公费，总收入达到了1575两，几乎是广宁时期的两倍。南海，现为佛山市，经济条件较为优越，所以杜凤治的生活水平有所提升。

杜凤治的收入，在2023年折算约为广宁时期65万人民币，南海时期则为157万人民币。然而，这些收入依然不足以维持他日常的生活开支。一方面，养廉银不稳定，时常遭到扣减；另一方面，他作为官员，需要按照清朝的潜规则行事，花费巨大的金钱用于“上下打点”。此外，杜凤治还需要供养一个大家庭，并雇佣了两个重要的绍兴师爷，负责处理事务。

这些“打点”不仅仅是公事，它还包括各种宴会、社交活动、贺礼送礼等，这些在当时的官场上非常普遍。地方官员们常常聚在一起吃饭、社交，甚至在节日和私人场合中也要互送礼物，这些社交活动不仅耗费时间，还极其昂贵。曾国藩在北京工作时，也深受这种官场文化的折磨。尽管如此，地方官员之间相互提携、互相扶持，这种利益共享的机制也确保了彼此的稳定。

在清朝，举人已经成为地方统治的核心阶层。他们不仅免除税负和徭役，还能在地方上获得极高的特权。由于举人数量稀少，尤其是在一些知识文化发达的地方（如江浙），每年录取的举人名额极为有限。举人一旦当选，便成为当地最高的统治阶级之一，许多百姓通过把家产挂在举人名下，来逃避税收和劳役。

相比之下，曾国藩的收入和开销更为庞大。作为一位进士，曾国藩的收入不仅远远高于杜凤治，且由于他是中央重要官员，生活上的花费也异常巨大。虽然他初到北京时十分贫困，但通过担任四川乡试主考，他不仅获得了丰厚的差旅费，还赚取了大量的贿赂。建立湘军后，曾国藩通过军队的各种活动以及与富商的合作，使得自己的收入进一步增多，个人年收入甚至达到5400两白银。

此外，杜凤治在任职期间，还通过一些额外的手段增加收入。例如，他通过科举舞弊、契税登记和私盐走私等手段赚取了不少额外收入。特别是通过征收钱粮，杜凤治能够从中获得巨额收入。这种地方官员通过操控税务和资源分配获取巨额财富的方式，在清朝后期非常普遍。对于杜凤治而言，他的年开支通常高达1万至3万两白银，而收入大部分来自于征税和其他不正当渠道。

总的来说，杜凤治虽然不以贪官著称，但他所在的清朝官场却充满了贪腐的氛围。虽然他努力维持自己的生活水平，并未大肆横征暴敛，但其收入和支出之间的巨大差距，反映了清朝晚期官员们普遍的困境和腐败现象。与此同时，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极为低下，年收入不过数十两银子，生活贫困，困苦异常。这种官民之间巨大的收入差距，最终也导致了社会的不满和反抗，成为清朝晚期一系列社会动荡的根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