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2月，南京长江大桥终于全线贯通，打破了西方专家对“南京长江流域不可能建桥”这一理论的固有看法。这座大桥不仅是新中国第一座完全依靠自身力量建成的铁路公路两用桥，更是在排山倒海般的艰苦条件下，集中体现了中国工程师的智慧与意志，极大提振了国人士气，同时，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与赞赏。

在一次外交访问中，罗马尼亚的领导人特别希望能亲自参观南京长江大桥，周恩来总理亲自在场陪同。这一盛事不仅显示了桥梁的壮丽与宏伟，也展示了新中国自力更生的成就。当解说员为客人详细介绍大桥的相关资料、构造和设计理念时，周总理对其丰富的内容表示了满意。然而，当解说员说到“大桥完全采用国产材料”时，周总理的眉头却微微皱起，显得有些不快。

等到客人离开后，周总理特意找到这位解说员，认真地说道：“你的解说非常出色，但有一个地方需要修正。在南京大桥的建造过程中，我们确实使用了部分来自武汉大桥的剩余材料，而这些材料是苏联当时对我们的支援，你看看钢轨上还有俄文字母的标记。因此，不能说南京大桥完全是国产材料。请以后介绍时务必注意这一点。”解说员连忙点头，她意外地发现周总理对于细节如此关注，以至于连这样微小的错误也要纠正。

周总理的谨慎和严谨不仅体现在工作中，他的夫人邓颖超同样秉持着这种态度。1976年底，《人民日报》为了纪念周总理去世一周年，准备发表几篇纪念文章，并提前将草稿送给邓颖超审阅。这三篇文章旨在描绘周总理的生前故事，以弘扬他的丰功伟业和高尚情操，原则上没有问题，然而邓颖超提出了数项修改意见。

举例来说，有一篇文章提到周总理在重庆红岩村期间，常常与战士们一起浇水、种菜，体现了他的平易近人。然而邓颖超却指出，实际上，周总理在重庆工作非常繁忙，根本没有那么多时间“经常”与战士们亲密接触，他只是偶尔参与过几次，因此不应使用“经常”这个词。此外，文章还提到了周总理在重庆谈判时，出于保护毛主席的安全，与毛主席“寸步不离”。对此，邓颖超也持反对意见，她强调当时周总理的工作事务繁重，还需要频繁地与各民主党派人士交流，毛主席也有自身的工作要处理，两人如何可能会做到“寸步不离”？

在提到1938年长沙大火时，文章声称周总理正身处长沙，国民党之所以下令纵火，便是为了谋害周总理。对此，邓颖超澄清说，长沙大火的根源在于国民党提出的“焦土抗战”政策，尽管这一指令并不符合民意，然而其目的是为了抗击侵略，不能简单归结为对周总理的迫害。邓颖超最后严肃地表示：“我们回忆历史时，一定要遵循主席倡导的实事求是原则，保持严谨和科学的态度。在历史事实面前，最关键的是准确与完整，要准确把握每一个细节，不能只选择片段而忽略整体，不能凭空想象。追求宣传效果不应当以牺牲真实为代价。我们要怀念恩来同志，但绝不能在其中捏造事实。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任何不实之言都是不可取的。”

这正是那一代革命家的工作态度展示，即使是在宣传的需求下，始终坚持不对历史进行夸张的演绎，而是客观真实、实事求是。